,见过太多人,可从没见过那种东西。那是一种——怎么说呢——那是一种不把生死放在眼里的人才会有的眼神。不是不怕死,是不怕。是不怕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后果。是不怕他左丰,不怕赵忠,不怕这世上所有的人。

    左丰忽然觉得很不舒服。他讨厌这种眼神。这种眼神让他想起卢植,想起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那些人看他的时候,也是这种眼神——好像他左丰不过是一只蚂蚁,一根草芥,一个不值得多看一眼的东西。卢植是,孙原也是。卢植是士人,瞧不起他也就罢了;孙原算什么?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毛头小子,凭什么也这样看他?

    他的手指在案上敲了敲,一下,一下,很慢。那敲击声在寂静的驿馆里回荡,像是有人在敲门,又像是在倒计时。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风更大了,吹得窗棂啪啪作响。左丰坐在案前,看着那卷写了大半的竹简,忽然觉得有些无聊。他想起赵忠那张脸——那张永远眯着眼睛、挂着笑容的脸。赵忠让他来查孙原,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把孙原拉下马。可孙原这个人,太干净了,干净得像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影子。赵忠也好,袁隗也好,那些在朝堂上等着看孙原倒霉的人也好,在这面镜子里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嘴脸。

    左丰忽然笑了。那笑容很冷,很淡。

    “孙原啊孙原,”他轻声说,“你以为你干净就能活下去?这世上,干净的人死得最快。”

    他把那卷竹简卷起来,用丝绳扎好,放在案上。他没有交给任何人。他只是放在那里,望着它。

    他知道,这份奏报,他迟早要交出去。可他还不急。他要再看看,看看这个孙原还能蹦跶几天。他左丰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反正那个年轻人,迟早会知道,在这个世道上,光靠干净是活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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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芬派来的人还在查。

    他们查了府库,查了账目,去了乡里,去了伤兵营,问了无数人,问了无数话。他们查得很细,比左丰还细。可他们什么都没查出来。

    府库里的粮食对得上账目,账目上的数字对得上实物。乡里的百姓说孙原好,伤兵营里的伤兵说孙原好,那些被招抚的黄巾俘虏也说孙原好。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说孙原好。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一个都没有。

    王芬坐在邺城驿馆里,看着那些送回来的竹简,越看脸色越难看。

    他的脸本来是红润的,是那种养尊处优的人才有的红润——五十多岁的人了,皮肤保养得还好,没什么皱纹,颔下蓄着一把整齐的胡须,梳理得油光水滑。可此刻,那红润一点点褪去,变成了一种灰白的颜色,像是冬天里落了霜的枯叶。他的手指在竹简上缓缓移动,一行一行地看,看得很慢。每看完一卷,他就把它放下,拿起另一卷,继续看。看完了,他又拿起第一卷,重新看一遍。他希望能从那些密密麻麻的字里找到什么破绽,找到一个可以写进奏报里的东西。可什么都没有。

    他放下竹简,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的动作很慢,慢得像一个老人。事实上他确实是个老人了,五十三岁,在这个年代,已经算是高龄。他的膝盖不太好,站起来的时候要用手撑着案几才能稳住,腰也有些弯了,站直了会酸疼。他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天很灰,很暗。风很大,吹得院子里的枯树哗哗作响。那枯树是两株老槐树,不知道种了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枝丫光秃秃的,在风中摇晃,像是在挣扎,又像是在求救。

    他忽然觉得有些冷。不是天气冷,是从心里透出来的冷。那冷像是一条蛇,从心底爬上来,缠住他的五脏六腑,缠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他得罪不起袁隗,也得罪不起天子。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往左一步,是袁隗;往右一步,是天子。往左是死,往右也是死。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他想起袁隗说的话。那天在雒阳,袁隗在府中召见他,语气和蔼得像一个长辈在嘱咐晚辈:“王刺史,你此去冀州,替老夫查一查那个孙原。查他的过往,查他的军中,查他和那些黄巾俘虏的关系。事无巨细,都要查。”袁隗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茶,轻轻吹了吹茶沫子,抿了一口,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笑了笑。那笑容很温和,很慈祥,可王芬在那笑容底下,看到了冰。

    他查了,什么都查了。可什么都没查出来。

    那个年轻人,做事太干净了。干净的像洗过一样。王芬在官场待了二十多年,从县令做到刺史,见过太多官员。有的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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