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王》作为这将近半年多时间里,江弦在内地终于发行的第一篇小说,瞬间成为读者以及文学界关注的焦点。甚至这件事的意义,都超越了《树王》这篇小说本身。不过一周时间,1989年6月的《人民文学》第六期在各大书店被抢购一空,接下来就是加印,连番加印了三次,还才终于满足供应。与此同时,一篇篇写给《树王》的文学评论在各大报刊出炉。《文艺报》上率先发表一篇来自于雷达的文学评论文章《沉默的丰碑》:“......读《树王》,需要屏住呼吸,仿佛怕惊扰了那片文字构成的、亘古的寂静。江弦在此展现了一种惊人的艺术自信:他舍弃了所有喧嚣的戏剧性冲突和煽情笔墨,将力量全部内敛,灌注于近乎地质运动般缓慢,却无可阻挡的叙事进程之中。”有《文艺报》定了调子,其他刊物也都敞开了发表。《文艺研究》发文:“江弦这篇《树王》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将宏大的寓言思考,完美地溶解在极其朴素、坚实、充满质感的细节叙述之中,实现了思想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上海文学》发文:“《树王》以其沉静而磅礴的力量,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范畴,进入了可供反复解读、常读常新的“经典”场域。它们从文本细读、理论阐释、创作心路、美学新见等不同侧面,合力托举出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在一系列文学评论中间,最震动的还是《京城文论》上的一篇《随笔札记》。引起震动的原因也很简单,这篇札记的作者正是前文化b的b长?王?同志。“读完江弦的《树王》,半晌说不出话,心里头像是被那'轰然一声'震得空了一块,又像是被那之后无边的寂静给填满了,沉甸甸的。就是这样,它不跟你辩论,不向你灌输,它只是呈现,精确而冷酷地呈现一个过程,一种状态,然后你就被裹挟进去,无处可逃。我想起他早年的《棋王》,写吃'写得惊心动魄,写‘棋’写得玄妙通神,那里面是活生生的,贴着地皮的热气与智慧。到了《树王》,那股子‘热’彻底内化了,变成了地火,在冰冷厚重的岩层下运行,表面只看到沉默的山峦和注定要倒下的树。这是一种更吓人的力量。江弦好像把自己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稍稍抽离了出来,站到了一个更远,但也更高的地方,去看某种永恒的冲突。肖疙瘩让我心疼,那是一种为你我身上都可能有的,某种固执的,不被理解的,注定要破碎的‘珍贵无用之物”而生的心疼。江弦写得越平静,底下那悲怆的暗流就越汹涌。这不是技艺的炫耀,这是修行的结果。他为文坛,又立下了一根不一样的柱子,很硬,很沉,风吹不动。”一众文学评论,有些是对《树王》真知灼见的审析评判,有些则就是借江弦为踏脚石成名了。现如今,对于任何一名国内的文学评论家来说,他的工作都无法绕开江弦这个名字。不论是分析中国现代小说的各个阶段,还是对时下热门作品进行评判,这些工作都一定会和江弦的小说挂钩并进行分析。久而久之,文学评论界便有了这样的怪相,那就是一名文学评论家如果想最快速度的在文学界立脚,那最快速的捷径便是拿出一部江弦的小说评论,且要写的足够精彩,观点新颖,能立住脚。《树王》一出,文学评论家们自然不愿放过这个“流量”话题。“老朱,你看这个。”《人民文学》的编辑部,王安忆将一部《每周文学品读》的周刊拿到朱伟桌上。朱伟定睛一看,这是一篇《树王》文学评论文章,标题写的那叫一个扎眼:《论江弦近期创作中的美学退守倾向??读?树王》文章作者显然做足了功课,文笔也相当犀利。在一开始,作者承认《树王》在艺术技巧上的圆熟,称赞其对氛围和细节的把握“已达化境”,但笔锋随即急转直下,直指核心:“在轰轰烈烈的时代主潮面前,书写一棵注定被砍伐的巨树和一个沉默的守林人,其现实意义何在?”“这是否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美学退守'?”“文学的先锋性,难道就是退回到原始的、无言的自然物面前,抒发知识分子式的无力哀叹?”“嘶”朱伟眉头皱起。这段时间,读了不少雷达、阎纲这些文学评论大家给《树王》所作的文学评论文章,最次的都是李陀,这些文学评论文章里,都在夸赞文章的精彩。倒是这样唱反调的文章有些少见。这篇文章的核心其实是两个点。第一,是说江弦的小说脱离时代主潮。第二呢,是说江弦的小说“美学退守”,也就是说,他批评江弦没了当年的创作锋芒,只敢写一些圆滑的东西。“这不是耍流氓么?”朱伟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评论文章说的跟狗屁似的。这里面的几条观点,你不能说他说的错。江弦写的是知青下乡时期的小说,他说脱离时代主潮,不能说错,但这话讲的就有问题了。怎么的呢?不写当下就是脱离时代了?至于另一点,那更是演都不演了,这就相当于是直接说你胆子小,不敢鉴证了。这简直是巨大的污蔑!《树王》把想表达的东西写在了小说的意境之中,带有一丝雨雾朦胧的韵味美。结果人家怎么说呢,说你这么写是怂,不敢直接玩爆的。“这谁在这儿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每周文学品读》还真给他发。”朱伟拍了拍桌子。“就是啊,《每周文学品读》还真给他发了。”王安忆手指点了点那本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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