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

    “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或许从那时开始,鲁迅就奠定了海婴一生的基调:

    不必光芒万丈,不必成为别人,只需按照喜好,成为自己。

    依照天性,海婴的事业不仅没有成为鲁迅的延续,反而与鲁迅颇喜爱的文学南辕北辙。

    这一切,与海婴从小历经过的种种密不可分。

    海婴100多天时,鲁迅带着全家去照相馆里拍合照。

    小小的海婴,还无法走路说话,但却对第一次见到的,可以发出剧烈闪光、声音的“镜匣子”,异常感兴趣。

    五感敏锐的鲁迅,很早便发现了海婴对镜头的喜爱,于是更加注重培养他看电影、戏剧,不论走到哪儿,都要合张照。

    一次,鲁迅带海婴到日本去,拍下一张照片,后来还在文章中感慨道:

    “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儿子拍过一张照,他满脸顽皮,真像个日本孩子。”

    通过镜头定格海婴的成长,是鲁迅始终在做的事。

    少年周海婴在这样的熏陶下,海婴对摄影有了模糊的概念。

    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将会与摄影结下长达70年的缘分。

    海婴5岁多的一天,跟鲁迅一起乘坐黄包车,鲁迅看到车夫的手受伤了,不急于赶路,而是语气温和地让车夫等一下。

    小小的海婴站在父亲身旁,不知所以然。

    他好奇地望过去,只见父亲用随身携带的绷带,动作温柔地给车夫包扎。

    这个场景,如一个个慢镜头堆叠在一起,诠释了最底层人民的苦难,也诠释了父亲的共情之心。

    海婴深深被震撼了。

    从那刻起,海婴学会了平视世界,喜欢上了观察普通人的一举一动。

    在海婴眼中,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都过得那么艰辛,大家饱受战争侵袭,很多人流离失所。

    可每个人都向死而生,掩藏不住坚强的底色。

    海婴逐渐开始理解,自己因为父母的奋斗,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但并非人人拥有这样的条件。

    他也想跟父亲一样,为普通人民做些什么。

    然而,还没来得及等他做出些什么,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临终前,他嘱咐许广平:

    “孩子长大,尚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就是鲁迅对孩子的希冀,他不求海婴名震四方,只求他健康成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好好生活。

    鲁迅的临终嘱托,让海婴明白,他不用成为父母的延续,父母那些未完成的梦想,不必他去实现。

    他是他自己,可以去做一场全新的梦。

    海婴的梦,生根于幼时父亲带他拍照时传递出的慈爱,也在后来的经历中发芽。

    1936年末,鲁迅刚去世不久后,许广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来信,邀她去杭州散心。

    那年海婴年仅7岁,自然不能脱离母亲的看管,他们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海婴管她叫:“蔡阿姨。”

    在杭州的日子还算惬意,海婴每天随母亲与蔡阿姨外出。

    很快,蔡阿姨随身带着的黑色小型相机,引起了海婴的注意。

    小海婴发现,这个神秘的“黑匣子”可以把风景收录其中,然后风景摇身一变,就能成为一张张可随身携带或挂在家中的照片,神奇极了。

    为了摸摸那台“黑匣子”,更为了弄清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他每天围在蔡阿姨身边,或问这问那,或用心观察。

    经不住海婴左缠右磨,在蔡氏简单的讲解后,海婴上手拍了几张照。

    当时相机和胶卷的价格颇为昂贵,海婴开心地按下快门,另一边的蔡氏早已“心如刀割”。

    在拍下“渔夫撒网”的照片后,蔡氏就将相机收回了。

    海婴并不尽兴,拍摄照片的兴趣更浓厚了,拥有一台相机,成了他热切的渴望。

    许广平看得出海婴对摄影的热爱,在他12岁那一年,跟朋友借来一台相机。

    海婴由此开始专门学习摄影。

    起初拍下的两张雪景照片,被许广平起名为“雪痕鸿爪”和“大地蹄痕”。

    两个标题之下,是一位母亲对孩子进步的鼓励。

    有了母亲的支持,海婴对摄影爱得更加深沉。

    此后余生,他从最初的底片冲洗,到后来的数码相机,拍下了2万余张照片。

    自始至终,他的镜头下只有一个题材:普通人。

    于是,身着简陋衣衫,仍旧满脸笑意、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贩步态,被海婴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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