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番舶,有多少是番人、倭人,多少是沿海的士绅与豪强?”

    听到藩台这样的质问,施文德浑身颤抖,惊惧地无以复加。作为海商中的一员,他其实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十艘倭船中,有七艘是假的明船”,“十船海船里,则有九艘,用的都是不能查的堪合”!

    而宁波港海贸利益分润的背后,则三成归管着市舶司的中官,四成归坐地虎的士绅望族,两成归往来运货的海主,一成归提供堪合挂靠的倭商,并无半分交给朝廷!

    这是一条极为庞大的利益网络,源源不断地向着大明江南腹地,流入了大量的奢侈品与银钱。沿海士绅的财富急剧扩大,对土地的兼并也在与日俱增。若是一个江南出身的布政使,对于沿海这种私贸情况,自然耳熟能详,也不会真的下什么狠手。

    浙、闽、粤沿海三省的市舶海贸,各家沿海的士绅望族都参与其中,不过或多或少的问题。没有那一家大族真的屁股干净,也没人会把刀,砍到自己身上!

    可眼下,这一位山西出身的布政使,从陕西调任到浙江,是真的和庞大的沿海海贸利益,没有半点的瓜葛!

    倘若他真得要要代表朝廷,整顿浙江官场,收紧海禁,开始清算“普遍违法的海贸”。那这样一位备过北虏的北地进士,可是真是圣人手中一把锋利的铡刀!

    这样一把朝堂大刀挥下来,且不说能不能真的砍死那些“坐地虎”,至少冒头的蛇鼠,是必然要身首分离的。而他施家都在藩台这挂上了号,都“颇有豪名”了,还能幸免吗?一个普通的举人名号,可庇护不了这种大场面…

    这就是大明海商的悲哀。哪怕他们能凑出几百上千人,纵横南洋倭国,也依然只是大明“食物链”的底层。除非,海贸继续扩大,海商的力量继续膨胀,直到能强行从这个“食物链”中挣脱…但到了那时候,朝廷的目光望来,恐怕就不仅仅是一把铡刀、死几百人的问题了!…

    “大人!藩台大人!…”

    施文德再也坐不住,直接“噗通”一声,跪倒在布政使王哲的面前。他战战兢兢,汗水涔涔,努力辩解道。

    “藩台大人!…海贸虽然确实是…违法颇多…但毕竟…始终依托朝廷允许的番舶贸易…从不敢公开打出旗帜违逆…”

    “而这些番舶贸易,也确实给了许多无地的浙省小民,一条养家糊口的活路啊!…”

    “本朝宁波四大望族…西湖陆氏、槎湖张氏、江北屠氏、镜川杨氏…都是进士之族!这二十年里,他们荫庇的田地数千上万亩,驱赶了数以千计的小民入城…”

    “若无番舶贸易雇佣人手,那这数千没有生计的小民…就只能变成流民,饥寒冻饿而死啊!…望藩台大人抬一抬手,留一条海贸的缝隙,放小民们一条生路吧!…”

    “嗯?西湖陆氏、槎湖张氏、江北屠氏、镜川杨氏…无地小民,变成祸乱的流民?…”

    闻言,布政使王哲捋着胡须,久久都未曾说话。士大夫们满口“以农为本”,但真提起土地兼并这种事,就很难回答。按照朱子之学,这答案毫无疑问,自然是要大力抑制兼并,惩处豪强,保证小民活口的耕地!

    但实际情况上,现在大明真正占地的,从来不是豪强,而是有功名的士绅望族,是士大夫的自己人。在这种现实下,真的很难清查田亩,砍一刀到士大夫自己头上。

    哪怕,王哲是个没有利益牵扯的北人,可若是没有朝廷的大力支持,他也没法下定决心,对“陆张屠杨”这些望族动刀的!

    若是不解决根本的兼并问题,不提供耕种的土地,就单纯禁绝海贸,不给无地小民活路,逼他们变成流民…对王哲这个布政使而言,就是弊远大于利,很容易弄出民变来。

    而在这弘治中兴的年间,他也没法像一百多年后,崇祯年间“士风堕落”的士大夫们那样,说出“杀尽流贼”这种混账话来的。

    “宁波东西,尚有滩涂丘陵…若是勉力开垦,也可得薄田些许…哎!”

    布政使王哲说了一半,又轻叹一声。国朝都立国一百五十年了。像这种人口阜盛的江南腹地,又哪里还会有没开垦的田地?那些滩涂丘陵,根本开辟不出来,稻、麦都很难成活,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罢了,罢了!朝廷不与‘民’争利。我在这浙江布政使的位置上,最多也就呆个两三年。有些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深究…”

    布政使王哲摇了摇头,眼中的杀意消失不见,只剩下无奈的苦笑。

    大明朝确实不与“民间的士大夫”争利。这都一百多年了,一没有订立贸易关税、征收海贸商税,二没有控制铜银、铸造银元货币。海贸利益的大头,一直以一种官僚体系默许的、视而不见的姿态,流入到沿海士绅的腰包中。

    这些年间,不是没有士大夫上书,倡议市舶司改革。朝廷也认识到“番舶”商税的流失,内部争论不休。但在这大明朝发达的文官体系中,想要做出一番改革,又是何等的艰难?只要想要真的改革些什么,变动些什么利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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