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定律,太宗定都,我朝以北方为根基…这…是!…藩台教训的是!学生真是…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啊!…”

    书房中,面对布政使王哲的提点,施文德一脸恍然,连连点头,半点多余的话也说不出来。

    这圣人大道、太祖太宗、大明国政方针,都齐齐压在一起,他又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可他心里,还是难以完全认同。

    毕竟,布政使一口一个“农本商末”、“南北一体”,一口一个“百姓逐利”、“商贾奸猾”…

    可他施氏海贸的这些年,和农人、商人、海匪,士绅、官兵、官吏,各色人等都打过许多交道。他得到的直观经验,所看所见所听,却是和布政使口中,那些所谓的“圣人大义”截然不同!

    布政使说,“劝农安民”。可浙地人口滋生,士绅又大量兼并土地。导致无地、少地的农人越来越多,困苦的百姓数以万计。民人都没得田种了,又怎么“劝农”,怎么“安民”?

    就像他施家招募的“水手”,不都是种地活不下去,才被迫出海讨个活路吗?浙地还好些,更南边的闽地,那可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闽地的海主更多,下南洋瘴疠之地、客死蛮夷他乡的小民,更是数不胜数!

    再说“改稻为桑”,粮食减产。这浙江诸府,真正大规模种桑的村庄,还不都是士绅大户兼并最厉害的地方吗?实际上,这海贸利益的大头,可都落在供货、收货的“坐地虎”手里,都落在那些士绅望族的手里呢!

    而按照大明律令和潜规则,士绅有功名庇护,又有各种关系,根本不纳钱粮…嗯?不对!我施氏眼下有了举人的功名,勉强也能挤进士绅的末尾里了!…

    施文德默然片刻,王哲捋须不语,书房中就瞬间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带给他的压力,反而比布政使开口时更甚。于是,施文德努力维持着笑容,继续保持着学生的谦卑姿态,请教道。

    “藩台,您刚才说,浙地安宁,不在海贸,首在劝农…不知这劝农,究竟该如何做?…”

    “嗯…圣人之学,劝农为先。而朱子曾写过一篇《劝农文》,里面就详细提到过‘劝农’的要点。思诚,你需得把这一篇《劝农文》,好好背诵…我朝凡取进士,首看‘忠信大义’,第二点,就是看这‘劝农’的学问,到底熟不熟…”

    布政使王哲捋了捋胡须,说起学问来,倒是难得的和蔼了些。好为人师,指点后进,这也是此时儒家文化中,最为“温情脉脉”的一种关系了。

    “劝农之事,除了官府督导外,还有三个关窍。第一,就是‘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浸种下秧,深耕浅种’。每府每县,都要安排劝农的官吏,教导农人百姓,必须遵从农时,且要精耕细作,来保证田地的产出。”

    “第二,‘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江南种稻为主,旱地可种粟,山地可种麻、豆、菜蔬,水塘可种水芋…需得多种种类,以备春荒…”

    “改稻为桑,之所以于国于民有害,不仅仅在于稻米的减产,还在于大量织布织锦,消耗占据了太多的民力,也容易耽误其他杂粮果蔬的种收…这一减再减,继续持续下去,江南的粮食恐怕不但不能自给,反而要从湖广运粮了!而要知道,天下钱粮自有定数!钱且另说,粮是断然不能,再少下去了!…”

    说到此处,布政使王哲眉头一挑,眼中闪过几许杀气。这一番春巡下来,对于浙江田地的情况,以及背后的某些人,他是很有些不满的。

    对于他这样北地出身的传统进士来说,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尤其是海贸带来的利益驱使,让天下的粮食越发不足。而湖广的粮食逐利,大量运到江南,能运到黄河以北的粮食,就愈加减少,或是成本大大增加了。江南不种粮食,这么好的地不种粮食,最后导致边地缺粮,这简直就是毒瘤,毒害整个大明朝根本的毒瘤!…

    “嗯…还有第三,也是劝农中最重要的一点,水利与耕牛!‘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耘犁之功,全藉牛力’。浙江一地,水利必须多修勤修。有水才有好田,有渠才有上田!而这些田地,必须用耕牛深耕,才能进一步增产。凡是擅自屠宰耕牛的,都是害农的重罪。一旦捉住,都得明正典刑,杀一儆百!…”

    “圣人之学,以农为本。而农事中,又是水利最为关键。因此,‘修水’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重中之重!”

    “去年黄河泛滥,甚至几处决口。刘公毅然担起了修河的担子,去督管治理黄河…与这种圣人的功业相比,无论是边事的军功、地方的教化,还是朝堂的文治,都有些相形见绌了!…”

    讲到刘大夏治理黄河,布政使王哲脸上,难得的表情生动,浮现由衷的赞赏与向往。

    在儒家的重农文化中,什么军功拓边,什么拥立皇帝,都比不上“兴修水利”!而所有“兴修水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治河”,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这几乎是儒家士大夫阶层,最为看重、最难得到,也是最高的荣誉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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