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施文德的“勤学”表态,布政使王哲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一次把手按在了《黎文僖公集》上。可惜,施文德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句“海贸是祸乱之源”的官方定调。

    若是这样定调,那他施家的海上生意,眼下又该怎么处理?这日进斗金的海贸,总不能真的彻底放手吧?而若是放手,他施氏是攒够了银子,买够了田地,也得了个庇护的功名。哪怕没了海贸,也能安坐一方当个大地主。

    可海上养的这两三百“水手”,又哪会乖乖散去?这些人,见多了快钱,拿惯了刀枪,又没有家小拖累,万一闹出什么乱子,还不是要算在他们头上?总不能把他们的脑袋,都“一股脑”交给官军吧?水手掉了脑袋倒是无所谓,可官军要是闻着味,一口咬上来,那施家还是得扒掉一层皮啊!…

    想到这些两难的决断,施文德实在坐立难安。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脸上努力扬着笑,看着王哲的脸色,小心请教道。

    “藩台…学生…学生曾听人说,南宋大兴海贸,百姓富足,税收充盈府库,故我大明亦可效仿…啊!此等必是歪理邪说,只是世人多愚昧,该如何批驳指点,使他们幡然醒悟呢?…”

    闻言,布政使王哲深深看了一眼施文德。他垂下眼睑,沉吟片刻,淡淡开口道。

    “对于宋人的评价,我大明士林中早有公论。思诚,你既然诚心请教,那我就看着你座师刘公的份上,稍稍指点你一二…”

    “其一,宋之失地,贻患于边,唯贩舶之利,未能保疆卫国。其二,宋以商舶为国用,内政式微,贾人日益骄纵,政不可久。其三,宋人侈于舶来之物,习其淫奢,失中原风华…”

    “而这三点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宋人失地,偏安一隅,渐失北地中原!海贸最盛的南宋,更是建都临安,完全不顾北地陷落的汉民死活!…”

    “这,就是两宋与我皇明的最大差别!两宋先定都中原汴梁,后定都江南临安,商贸虽然繁盛,但对于国事无补,反而日渐势衰。而我皇明定都顺天府,天子守国门。长城边塞,辽东西北,才是我皇明经营的重中之重!”

    “然而,北地贫瘠,生民多艰难,又有虏祸肆虐。我出生山西,自打记事起,年年都要备寇北虏。虏寇过处,向来人畜不留。正统十四年,瓦剌大军南侵,英宗御驾北征,更是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再后来,我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在陕地主持备虏防务,又见到了西北的虏患…”

    “北地战事连绵,又屯驻九边大军,粮食难以自给。江南的钱粮布帛,是必需得输送至边塞的,这样才能足粮足饷!因此,我皇明制定国策时,不仅仅只考虑江南,更要考虑大河以北,考虑陕、晋、辽的九边,考虑帝都的北直隶!这两京一十三省,可都是南北一体的…”

    “为了平衡南北,太祖皇帝不仅规定了江南重税,还开创出了‘开中法’…这就是要以江南的钱粮布帛,支撑北地的边事!…”

    说到这,布政使王哲眼神深邃。作为一位北地出身的进士,又在最贫穷的陕西,和最富庶的浙江先后主政。他比谁都更清楚。眼下大明的南北财富,究竟失衡到了何等的程度!可以说,浙江杭州一府产出的钱粮布帛,就要胜过陕西一省。

    可自从明太宗定都顺天府后,大明就是以北方边地的经营为核心,以北直隶为“脑袋”,以辽东与甘陕为“双臂”。而江南之地的定位,就是“粮帛”的后勤输送地,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个“屁股”。

    这个输送的“屁股”,就需得听“脑袋”的话,乖乖种田织布,交出钱粮布帛。江南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更不能有太多的军队!否则,要权有权、要钱粮有钱粮、要军队有军队,那就直接培养出第二个“脑袋”来了!到了那时候,这第二个“脑袋”,还会乖乖当交钱纳粮的“屁股”吗?

    若是和郑和下西洋时一样,大开海贸。南直隶建立千百条船、数万人的水师,经常大规模的出海…且不说消耗的南方钱粮,对北地边疆输送的影响。单是帝国的经济政治完全失衡,南重北轻,头重脚轻…这带来的政治架构问题,可就大了去了!难道,还要从北直隶,重新迁都回南直隶吗?!…

    当然,这些南北失衡的政治考量,士大夫们,尤其是北方士大夫们虽然心里清楚,但并不好说得那么直白。而此刻,布政使王哲语气幽幽,一脸严肃地给出了论断,不容任何置疑。

    “海贸一开,江南愈加富庶,北地愈显凋敝。而江南愈富,开中法就日渐败坏,输送到九边的粮食就越来越少。长此以往,边地必然苦等粮饷而不至,边事会就此败坏,甚至纷乱四起。到了那时候,北直隶又岂能安定?!…”

    “这次,我巡视浙江,只见许多府县,都把良田改稻为桑,粮食产出也愈发减少。百姓逐利,不顾国家大体,实在让我忧虑难安!…”

    “宋人以江南为根基,舍弃北地,这才大开海贸…而我朝以北方为根基,江南海贸一开,百姓奸猾逐利,倭番纷扰海上,必然遗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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