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是从通远城传出来的。

    没人知道是谁先唱的。有人说是城东磨坊的王婆子,有人说是南街卖豆腐的瞎老六。但到了第三天,整条主街的孩子都会哼了。

    “泰昌有个种地郎,背着粮袋走四方。你家没米他送米,你家没种他开仓。不穿金来不戴银,脚底泥巴两寸长。”

    歌词粗,调子也粗,跟田间地头的打夯号子差不多。但好记。七八岁的娃娃听两遍就能跟着唱,五六十岁的老头蹲在墙根晒太阳的时候也跟着哼。

    陈小满第一次听到这歌的时候,正蹲在田里给红薯苗培土。身后三个半大小子一边刨草根一边唱。

    他直起腰听了一遍。

    “谁教你们的?”

    “没人教。街上都在唱。”

    陈小满把手上的泥在裤腿上蹭了蹭。歌词里那个“种地郎”,他琢磨了两秒就明白指的是谁。但他没说破。老百姓自己编的东西,比官府贴告示管用一万倍。

    歌谣沿着粮车的路线往南传。通远城传到陶家沟,陶家沟传到石桥屯,石桥屯传到云州城外的散落村寨。走粮车的脚夫嘴里哼着,赶驴的老汉鞭子一甩跟着调子打拍子。

    传到云州的时候,歌词多了一段。

    “去年吃糠咽不下,今年红薯甜掉牙。问他红薯哪里来,南边来了个好庄稼。”

    “好庄稼”三个字是双关。既指红薯,也指送红薯来的人。鸿煊北地的老百姓不识字,但脑子活。

    周元白在陶家沟听到这歌的时候,正在跛脚老汉刘三家的院子里算账。刘三的孙女在院门口跳绳,一边跳一边唱。

    周元白推了推铜框眼镜。

    “刘叔,这歌哪来的?”

    刘三蹲在门槛上编柳筐,头没抬。

    “不知道。前两天赶集,云州方向来了个货郎,嘴里哼着的。我孙女听了两遍就会了。小孩记性好。”

    “歌词谁编的?”

    “谁知道。反正不是官府编的。官府编的歌没人唱。”

    周元白把这件事写进了当天的报告里。他在报告末尾加了一句:“民间自发传颂,比任何告示都有效。建议不干预、不引导、不追查来源。让它自己长。”

    歌谣传播的速度比周元白预想的快。

    七天后,驰道工地上的鸿煊民工也在唱了。鲁班的建筑工队在宁关以北八十里处打路基桩,每天跟几百个当地雇来的民工一起干活。民工们抡夯锤的时候得喊号子,不然使不上劲。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号子换成了那首歌。

    “泰昌有个种地郎——嘿!”

    “背着粮袋走四方——嘿!”

    夯锤落地,土被砸得瓷实。歌声和夯土声搅在一起,能传出去半里地。

    鲁班站在路基上听了一阵。

    他是工匠,不懂政治。但他看得出来,这帮鸿煊民工唱这歌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干活时不一样。干活的时候是木的,唱歌的时候嘴角是松的。

    松了就好。松了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歌谣过了宁关往南。传进泰昌本土的时候,歌词又变了。

    京畿十二县的版本最长,足足六段。后面加了“修路架桥通南北,开仓放粮救饥荒”和“世家大户吃人肉,皇帝替咱磨屠刀”两段。

    最后这一段传开的时候,户部尚书萧何的脸绿了。

    他把那两个泥土豆从案头挪到抽屉里,又从抽屉里翻出来摆回案头。来回折腾了三趟。那两个土豆他天天看,看得想吐,但不敢扔。

    歌谣里唱的“皇帝替咱磨屠刀”,唱的是徐州的事。杨通的人头挂在鼓楼上的消息传开之后,两淮一带的漕帮船工和码头苦力奔走相告。被杨通压榨了十二年的人,比谁都高兴。

    码头上有个老船工,姓孙,左手少了两根指头,被杨通的人砍的,因为他偷吃了半个馒头。老孙头蹲在船舷上,听边上的年轻人唱那首歌。唱到“磨屠刀”三个字的时候,他把旱烟杆在船板上磕了两下。

    “唱错了。”

    年轻人停下来。

    “不是磨屠刀。是磨了刀替咱杀猪。”

    “猪是谁?”

    “猪是杨通那帮畜生。”

    年轻人把歌词改了。从徐州码头传出去的版本,最后一句变成了“皇帝亲手杀肥猪”。

    粗俗。直白。但码头苦力们一听就笑,笑完跟着唱,唱完干活比平时卖力三分。

    王猛收到各地学子的月报时,发现有七份报告不约而同提到了这首歌。

    他把七份报告摊在桌上,逐字对比。歌词的核心没变——“种地郎”、“送粮”、“红薯”——但各地的版本差异极大。通远城版本最质朴,云州版本加了柳编和算账的内容,京畿版本最激烈,徐州版本最解恨。

    每个地方的人,把自己经历的事往歌里塞。

    这不是一个人编的歌。是几万人一起编的。

    王猛把报告整理好,送到御前。

    朱平安看报告的时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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