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鱼贯而出，最后一个离开的小周轻轻带上了门。会议室忽然安静下来，空调的风声显得格外清晰。陈墨松了松领带，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每当他紧张或者疲惫时，就会做这个动作。
“海州那个项目，你跟进一下。”他说，声音有点哑，“对方负责人是我大学同学，比较好说话。”
我握着笔记本的手指紧了紧。“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能做好。”他抬起眼看我，那双眼睛曾经在图书馆的日光灯下，在操场的星空下，在毕业散伙饭的啤酒泡沫里，那样专注地看过我。现在里面只有公事公办的平静，像一潭深水，扔块石头下去都听不见回响。
“好。”我说。
走出会议室时，夕阳正从落地窗斜射进来，把整个走廊染成琥珀色。我忽然想起大学时，也是这样的黄昏，他拉着我的手穿过长长的林荫道，说等毕业了就娶我。那时候的梧桐叶子也是金黄的，一片片落下来，落在我们年轻的肩膀上。
手机响了，是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个女声：“请问是田颖吗？我是江浩的姐姐。”
我愣在走廊中央，夕阳的光忽然变得刺眼。
江浩这个名字，像一枚生了锈的钉子，突然扎进记忆里。五年前，它曾是我日记本里写满页页的笔画，是我手机通讯录里置顶的号码，是我对未来所有想象的男主角。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不能提的禁忌，一个结了痂的伤口，一个在母亲欲言又止的眼神里、在村里人窃窃私语中飘荡的幽灵。
“是我。”我说，声音稳得出奇。
“浩子他……”电话那头顿了顿，“住院了。在市一院。他想见见你。”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总让我想起父亲临终的那个冬天。走廊很长，长得好像走不到尽头。603病房的门虚掩着，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一个男人侧躺在病床上，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起，像两座沉默的山丘。
我推门进去时，他正好转过头来。
时间真是个残酷的东西。它能把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磨成眼前这副模样——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唯有那双眼睛，还依稀残留着当年的影子，像两簇将熄未熄的灰烬，在看见我的瞬间，忽然又亮了一下。
“你来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嗯。”我把水果篮放在床头柜上，那里已经堆满了果篮和鲜花，其中一束百合开得正盛，甜腻的香气混在消毒水味道里，形成一种古怪的气息。
我们沉默了很久。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争论什么。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他苍白的脸上切出一道道光斑。
“什么时候的事？”我终于开口。
“上个月确诊的。”他扯了扯嘴角，大概是想笑，但没笑出来，“胃癌，中期。”
我又听见那种声音——那种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掐断的声音。很细，但很尖锐。
“为什么不早点说？”
“说什么？”他反问，“说‘田颖，我得了癌症，你快来看看我’？”他摇摇头，输液管跟着轻轻晃动，“我开不了这个口。”
又是沉默。比刚才更重，更稠，像化不开的墨。
“孩子多大了？”他忽然问。
我一怔，随即明白他问的是什么。“还没要。”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神复杂得像打翻了的调色盘。“陈墨对你好吗？”
“挺好。”
“那就好。”他闭上眼睛，喉结滚动了一下，“当年……我对不起你。”
五个字。轻飘飘的五个字，像五根针，扎进五年前的旧伤口里。我以为那个伤口早就长好了，结了痂，痂掉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可现在我才知道，它一直在那里，化脓，溃烂，等着这一刻被重新撕开。
“都过去了。”我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惊讶。
“可我过不去。”他睁开眼，眼眶红得吓人，“这五年，我每一天都在后悔。后悔那天晚上没去火车站追你，后悔听了爸妈的话，后悔娶了那个我根本不爱的女人……”
“江浩。”我打断他，“别说这些了。”
“我要说！”他忽然激动起来，撑着要坐起身，输液架被拽得哐当作响，“田颖，我离婚了。半年前就离了。不是因为生病，是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躺在病床上这些天，想来想去，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
护士推门进来：“病人需要休息。”
我站起身：“你好好养病，我改天再来看你。”
“田颖！”他在身后喊我的名字，那声音里有一种绝望的凄厉，像濒死的兽，“如果我好了……如果我好了，我们还能……”
门在我身后关上，把后面的话关在了里面。走廊的灯光惨白惨白的，照得瓷砖地面泛着冰冷的光。我靠在墙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胸口那块地方疼得发麻，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