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发抖，“老挝、泰国、缅甸……我把这些年攒的钱全花光了，借了高利贷，差点死在边境的森林里。最后是一个华人商会的老板帮了我，他认识当地警察局的人。”
他顿了顿，看向阿月，眼神变得温柔：“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躺在酒吧后巷的垃圾堆旁边。那些人以为她快死了，就把她扔出来了。”
阿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大颗大颗的，砸在孩子的小衣服上。孩子被惊醒了，睁开眼，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李建国，咧开没长牙的嘴笑了。
“她怀孕了。”李建国继续说，声音有点哽咽，“是那些畜生的。找到她的时候，已经五个月了。我问她要不要打掉，她说她想留着，这是条命。”
我看向那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像阿月，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他伸着小手去抓阿月的头发，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我给她取了名字，叫李望。”阿月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希望的望。”
---
那天我在李建国家待到很晚。阿月做了几个简单的菜，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孩子躺在旁边的婴儿车里，自己玩着手指。
“以后打算怎么办？”我问。
“重新把修理铺开起来。”李建国给阿月夹了块肉，“手艺还在，饿不死。就是……”他看了眼孩子，没再说下去。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带着屈辱和伤痛来到世上的孩子，将来要面对什么，谁也不知道。
临走时，阿月送我到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田颖姐，谢谢你。”她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还愿意来看我们。”阿月顿了顿，“村里很多人说，我不干净了，配不上建国。说这孩子是野种，不该留。”
“那你怎么想？”
阿月笑了，那个笑容在黑暗中格外明亮：“建国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坎都能过去。”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又怀孕了，这次是李建国的孩子，“这个孩子，我们要好好养大。李望，我们也要好好养大。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下楼时，回头看了一眼。李建国站在门口，手搭在阿月肩上。昏黄的灯光从屋里透出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很凉。我想起很多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想起周素梅把红包推回去时冷漠的眼神；想起阿月在婚礼上那身红裙子，像朵盛开的花。
这世上有些爱情，来得太迟，太曲折，太不合时宜。可它还是来了，像石缝里钻出的草，像废墟上开出的花，倔强地、不顾一切地生长着。也许它不够完美，不够体面，甚至带着伤痕和污点。可那又怎样呢？它真实地存在着，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在每一句“我回来了”和“吃饭吧”之间。
---
又过了三年。厂区彻底搬迁了，老车间拆了，原地盖起了商业综合体。我从行政部调到了人力资源部，每天面试着形形色色的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眼里有光，说着梦想和未来。
李建国的修理铺重新开张了，换了地方，比从前大了一些。阿月在旁边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饮料，兼收发快递。李望上了幼儿园，性格很活泼，见人就笑。阿月又生了个女儿，取名李希，希望的希。
我去看过他们几次。每次去，都能看见李建国满手油污地在修车，阿月在柜台后记账，两个孩子在一旁玩耍。日子普普通通，忙忙碌碌，却透着一种踏实的暖意。
有一天下午，我去给他们送些旧衣服——我家孩子穿小的。阿月正在教李望认字，李希趴在她背上睡着了。
“这个字念‘家’。”阿月指着识字卡说。
“家——”李望奶声奶气地跟读。
“家是什么意思呢？”
李望想了想，转头看向正在修摩托车的李建国，又回头看阿月，最后指了指自己和李希：“爸爸，妈妈，我，妹妹，在一起。”
阿月笑了，把他搂进怀里：“对，在一起就是家。”
我站在门口，突然觉得眼眶发热。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什么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爱情，就像没有完美的人生。我们都是在残缺中寻找完整，在破碎中拼凑圆满。李建国和阿月是这样，周素梅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周素梅后来又结了一次婚，嫁了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婚礼办得很风光，她穿着定制的婚纱，笑得一脸幸福。可我知道，她经常一个人坐在纺织厂的老宿舍楼下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有些路，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到出口。
但我很高兴，李建国和阿月找到了他们的路。那条路也许崎岖，也许狭窄，可他们手牵着手，走得那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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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看向阿月，眼神变得温柔：“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躺在酒吧后巷的垃圾堆旁边。那些人以为她快死了，就把她扔出来了。”
阿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大颗大颗的，砸在孩子的小衣服上。孩子被惊醒了，睁开眼，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李建国，咧开没长牙的嘴笑了。
“她怀孕了。”李建国继续说，声音有点哽咽，“是那些畜生的。找到她的时候，已经五个月了。我问她要不要打掉，她说她想留着，这是条命。”
我看向那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像阿月，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他伸着小手去抓阿月的头发，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我给她取了名字，叫李望。”阿月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希望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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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李建国家待到很晚。阿月做了几个简单的菜，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孩子躺在旁边的婴儿车里，自己玩着手指。
“以后打算怎么办？”我问。
“重新把修理铺开起来。”李建国给阿月夹了块肉，“手艺还在，饿不死。就是……”他看了眼孩子，没再说下去。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带着屈辱和伤痛来到世上的孩子，将来要面对什么，谁也不知道。
临走时，阿月送我到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田颖姐，谢谢你。”她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还愿意来看我们。”阿月顿了顿，“村里很多人说，我不干净了，配不上建国。说这孩子是野种，不该留。”
“那你怎么想？”
阿月笑了，那个笑容在黑暗中格外明亮：“建国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坎都能过去。”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她又怀孕了，这次是李建国的孩子，“这个孩子，我们要好好养大。李望，我们也要好好养大。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下楼时，回头看了一眼。李建国站在门口，手搭在阿月肩上。昏黄的灯光从屋里透出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很凉。我想起很多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想起周素梅把红包推回去时冷漠的眼神；想起阿月在婚礼上那身红裙子，像朵盛开的花。
这世上有些爱情，来得太迟，太曲折，太不合时宜。可它还是来了，像石缝里钻出的草，像废墟上开出的花，倔强地、不顾一切地生长着。也许它不够完美，不够体面，甚至带着伤痕和污点。可那又怎样呢？它真实地存在着，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在每一句“我回来了”和“吃饭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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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三年。厂区彻底搬迁了，老车间拆了，原地盖起了商业综合体。我从行政部调到了人力资源部，每天面试着形形色色的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眼里有光，说着梦想和未来。
李建国的修理铺重新开张了，换了地方，比从前大了一些。阿月在旁边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饮料，兼收发快递。李望上了幼儿园，性格很活泼，见人就笑。阿月又生了个女儿，取名李希，希望的希。
我去看过他们几次。每次去，都能看见李建国满手油污地在修车，阿月在柜台后记账，两个孩子在一旁玩耍。日子普普通通，忙忙碌碌，却透着一种踏实的暖意。
有一天下午，我去给他们送些旧衣服——我家孩子穿小的。阿月正在教李望认字，李希趴在她背上睡着了。
“这个字念‘家’。”阿月指着识字卡说。
“家——”李望奶声奶气地跟读。
“家是什么意思呢？”
李望想了想，转头看向正在修摩托车的李建国，又回头看阿月，最后指了指自己和李希：“爸爸，妈妈，我，妹妹，在一起。”
阿月笑了，把他搂进怀里：“对，在一起就是家。”
我站在门口，突然觉得眼眶发热。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什么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爱情，就像没有完美的人生。我们都是在残缺中寻找完整，在破碎中拼凑圆满。李建国和阿月是这样，周素梅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周素梅后来又结了一次婚，嫁了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婚礼办得很风光，她穿着定制的婚纱，笑得一脸幸福。可我知道，她经常一个人坐在纺织厂的老宿舍楼下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有些路，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到出口。
但我很高兴，李建国和阿月找到了他们的路。那条路也许崎岖，也许狭窄，可他们手牵着手，走得那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