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絮叨。
“颖姐，你说这李建国是不是在非洲被骗了？那地方乱得很，万一那姑娘是冲着户口来的呢？”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玉米地，没接话。其实我心里也有同样的疑问。一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会愿意嫁给一个三十多岁、其貌不扬、家境贫寒的农民工？这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
李家庄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土路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红砖砌的，很多连外墙都没抹。李建国家的院子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瓦房，墙皮脱落了大半。院子里摆了十来张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又大又亮，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露出一截纤细的脖子。看见我们进来，她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笑容太干净，太灿烂，晃得我一时有些失神。
“这是阿月。”李建国走过来介绍，手很自然地搭在姑娘肩上。我注意到他今天穿了身崭新的西装，虽然不太合身，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阿月，这是田颖姐，我以前车间的同事。”
“田颖姐好。”阿月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连忙把红包递过去：“恭喜你们。”
阿月接过红包，又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左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姑娘看李建国的眼神，是真的。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许多年前，我也曾这样看过一个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婚礼办得很简单。李建国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背佝偻得厉害的老太太，拉着阿月的手一直在抹眼泪。司仪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每一次鞠躬，阿月都做得特别认真，红色的裙摆像朵盛开的花。
敬酒轮到我们这桌时，李建国已经有些醉了。他搂着阿月的肩膀，说话舌头都打结：“田颖姐，谢谢你来……真的，谢谢……”
“少喝点。”我提醒他。
阿月在一旁小声说：“他高兴，让他喝点吧。”语气里的宠溺，让在座的人都愣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小王开着车，突然说：“颖姐，你说他们能过得好吗？”
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没回答。能不能过得好，谁说得准呢？这世上那么多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最后不也支离破碎了吗？
---
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淌。李建国婚后没再出去打工，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县城边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阿月跟着他，每天在铺子里帮忙递工具、打扫卫生。我偶尔路过会进去坐坐，每次去都看见阿月在忙活——不是擦零件，就是给李建国倒水，要么就是趴在柜台上学认字。
“田颖姐，这个字念什么？”有一次她指着报纸上的“憧憬”问我。
我教她念了，又解释了意思。阿月很认真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下来，一笔一划，写得特别慢。李建国在里间修车，满手油污，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她想学中文，以后还想考个文凭。”李建国有一次跟我说，“我说不用那么累，我能养活她。可她非要学。”
阿月听见了，从柜台后探出头来：“我要和你一样厉害。”
李建国笑了，那是我认识他十年来，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开怀。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或许会是个不错的结局。穷小子历尽艰辛，最终觅得良缘，虽然年龄差距大了点，但两情相悦，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
阿月怀孕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年春天。李建国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都在抖：“田颖姐，我要当爸爸了！”
我在电话这头也笑了：“恭喜啊，几个月了？”
“刚查出来，两个月。”李建国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就是……阿月反应有点大，吃什么都吐。我在想，要不要让她回老挝养胎？那边气候她更适应。”
“她自己在那边能行吗？”
“我送她回去，待一个月再回来。”李建国说，“铺子不能关太久，最近生意正好。”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正常的安排。直到两个月后，李建国疯了一样找到我家。
那是六月的一个深夜，雨下得很大。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李建国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阿月不见了。”他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把他让进屋，递了条干毛巾。李建国没接，就那么站着，水顺着裤脚往下滴，很快在地上洇开一小片。
“什么叫不见了？”
“她没回老挝。”李建国机械地说，“我送她到口岸，看着她过关的。说好每天打电话，头一个星期还打，后来就打不通了。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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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姐，你说这李建国是不是在非洲被骗了？那地方乱得很，万一那姑娘是冲着户口来的呢？”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玉米地，没接话。其实我心里也有同样的疑问。一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会愿意嫁给一个三十多岁、其貌不扬、家境贫寒的农民工？这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
李家庄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土路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红砖砌的，很多连外墙都没抹。李建国家的院子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瓦房，墙皮脱落了大半。院子里摆了十来张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又大又亮，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露出一截纤细的脖子。看见我们进来，她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笑容太干净，太灿烂，晃得我一时有些失神。
“这是阿月。”李建国走过来介绍，手很自然地搭在姑娘肩上。我注意到他今天穿了身崭新的西装，虽然不太合身，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阿月，这是田颖姐，我以前车间的同事。”
“田颖姐好。”阿月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连忙把红包递过去：“恭喜你们。”
阿月接过红包，又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左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姑娘看李建国的眼神，是真的。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许多年前，我也曾这样看过一个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婚礼办得很简单。李建国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背佝偻得厉害的老太太，拉着阿月的手一直在抹眼泪。司仪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每一次鞠躬，阿月都做得特别认真，红色的裙摆像朵盛开的花。
敬酒轮到我们这桌时，李建国已经有些醉了。他搂着阿月的肩膀，说话舌头都打结：“田颖姐，谢谢你来……真的，谢谢……”
“少喝点。”我提醒他。
阿月在一旁小声说：“他高兴，让他喝点吧。”语气里的宠溺，让在座的人都愣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小王开着车，突然说：“颖姐，你说他们能过得好吗？”
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没回答。能不能过得好，谁说得准呢？这世上那么多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最后不也支离破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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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淌。李建国婚后没再出去打工，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县城边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阿月跟着他，每天在铺子里帮忙递工具、打扫卫生。我偶尔路过会进去坐坐，每次去都看见阿月在忙活——不是擦零件，就是给李建国倒水，要么就是趴在柜台上学认字。
“田颖姐，这个字念什么？”有一次她指着报纸上的“憧憬”问我。
我教她念了，又解释了意思。阿月很认真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下来，一笔一划，写得特别慢。李建国在里间修车，满手油污，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她想学中文，以后还想考个文凭。”李建国有一次跟我说，“我说不用那么累，我能养活她。可她非要学。”
阿月听见了，从柜台后探出头来：“我要和你一样厉害。”
李建国笑了，那是我认识他十年来，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开怀。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或许会是个不错的结局。穷小子历尽艰辛，最终觅得良缘，虽然年龄差距大了点，但两情相悦，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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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怀孕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年春天。李建国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都在抖：“田颖姐，我要当爸爸了！”
我在电话这头也笑了：“恭喜啊，几个月了？”
“刚查出来，两个月。”李建国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就是……阿月反应有点大，吃什么都吐。我在想，要不要让她回老挝养胎？那边气候她更适应。”
“她自己在那边能行吗？”
“我送她回去，待一个月再回来。”李建国说，“铺子不能关太久，最近生意正好。”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正常的安排。直到两个月后，李建国疯了一样找到我家。
那是六月的一个深夜，雨下得很大。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李建国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阿月不见了。”他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把他让进屋，递了条干毛巾。李建国没接，就那么站着，水顺着裤脚往下滴，很快在地上洇开一小片。
“什么叫不见了？”
“她没回老挝。”李建国机械地说，“我送她到口岸，看着她过关的。说好每天打电话，头一个星期还打，后来就打不通了。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