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有伤。问他不说，问老头子老太太，支支吾吾，只说孩子皮，自己磕碰的。我不信！”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胸膛起伏着。“我偷偷问隔壁邻居家的小孩，那孩子说……说磊子他爷喝多了酒，就……就拿柴火棍子抽他，嫌他吃饭多，嫌他写作业费电……”他说不下去了，别过头，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再转回来时，那眼神里的火苗烧得更旺，几乎有些骇人，“那是我儿子！我不能让他再在那儿待了！田主管，我知道您有见识，认识的人多，求您指条路，找个能帮我打官司、把儿子争回来的律师！多少钱……我慢慢攒，我拼了命也攒！”
茶水间外传来同事陆续醒来的窸窣声和说话声，但这方小天地里，空气依旧沉重得让人窒息。咖啡已经凉了，我把它放在台子上。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被生活压垮，却为了儿子强行挺直脊梁的男人，我心头五味杂陈。同情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审慎。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这种涉及异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的复杂情况。我见过太多法律也无力解决的现实泥沼。
“张师傅，”我斟酌着开口，“这个事情，你得有证据。孩子身上的伤，有照片吗？医院的诊断记录？邻居的证言，对方愿意正式作证吗？还有，你前妻那边……她现在的态度是怎样的？变更抚养权，需要证明对方抚养不利，或者你这边有明显更好的条件。你现在……”我没有说下去，但目光扫过他洗得发白的工装，意思已经很明显。
张建军眼中的火光黯淡了一瞬，但随即又倔强地燃起。“证据……我去找！照片我下次回去就拍！医院……我带磊子去验伤！他娘……”他提到前妻，语气复杂起来，混杂着怨怼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走了就没管过，头两年还寄点钱，后来听说又嫁了人，生了娃，就再没音信了。我知道我现在没条件，可……可我至少不会打他！我能天天看见他！我哪怕睡桥洞，也带着他！”
他的话语有些混乱，情绪激动。我知道，此刻再多的理性分析可能都显得苍白。或许，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名字，更是一个倾听的对象，一个在绝望中能抓住的、代表“城里”“体面”“可能有办法”的浮木。而我，不幸或者说有幸，成了这根浮木。
“这样吧，”我叹了口气，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角，写下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律所工作，主要接民事案子。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把情况详细跟他说说，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过，”我加重语气，“最终能不能行，需要哪些材料，费用大概多少，你得自己跟他谈清楚。而且，这种事情，急不得，一步步来。”
张建军几乎是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张纸条，像接过什么圣物一样，紧紧攥在手里，连声道谢，粗糙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一层潮红。“谢谢！谢谢您田主管！您是大好人！我……我这就去问！谢谢！”他鞠了一躬，差点碰翻旁边的垃圾桶，然后才转身，几乎是同手同脚地、快步离开了茶水间，那身旧工装很快消失在走廊拐角。
我站在原地，慢慢喝掉那口冷掉的咖啡，苦涩从舌尖蔓延到心里。窗外那片惨白的天光，不知何时被一层铅灰色的云遮住了。要变天了。张建军和他儿子张磊的影子，还有那个陌生的“柳溪村”，在我心里投下了一小片模糊的阴影，但很快，就被下午即将召开的部门协调会、待审核的绩效考核表、以及永远响个不停的微信工作群消息挤到了角落。
日子在忙碌中继续。张建军偶尔会在打扫我办公室时，投来感激的一瞥，但再也没有主动提起律师或儿子的事。我也没问，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难关，沉默往往是最大的尊重。只是有时加班到深夜，看到他默默拖着吸尘器走过空旷无人的办公区，那微微佝偻的背影，会让我想起那个午后的恳求，心头掠过一丝微澜。
直到三个月后，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雷雨将至，天空阴沉得像倒扣的铅碗，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刚结束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跨部门电话会议，正对着电脑屏幕上一堆杂乱的数据揉着太阳穴。
“咚咚咚。”
敲门声很轻，带着迟疑。我抬头：“请进。”
门被缓缓推开一条缝，先探进来的是一个脏兮兮、颜色模糊的蓝黑色书包，边角开裂，露出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课本和杂物。然后，是一个瘦小的身影。
是个男孩。很瘦，穿着明显不合身的、洗得发灰的t恤和一条膝盖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一双开了胶的旧运动鞋。他低着头，头发有点长，乱糟糟地贴在额前。他就那样僵在门口，不动，也不说话，整个人透着一种与这间明亮整洁的办公室格格不入的瑟缩和……肮脏感。是的，肮脏。不是普通孩子玩闹后的那种脏，而是一种仿佛从灰土里滚过、带着汗水凝结盐渍和某种难以言喻气息的邋遢。
“小朋友，你找谁？是不是走错了？”我尽量让声音温和。这栋写字楼管理严格，很少有小孩上来，更别说这样一副模样。
男孩慢慢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几乎倒吸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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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胸膛起伏着。“我偷偷问隔壁邻居家的小孩，那孩子说……说磊子他爷喝多了酒，就……就拿柴火棍子抽他，嫌他吃饭多，嫌他写作业费电……”他说不下去了，别过头，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再转回来时，那眼神里的火苗烧得更旺，几乎有些骇人，“那是我儿子！我不能让他再在那儿待了！田主管，我知道您有见识，认识的人多，求您指条路，找个能帮我打官司、把儿子争回来的律师！多少钱……我慢慢攒，我拼了命也攒！”
茶水间外传来同事陆续醒来的窸窣声和说话声，但这方小天地里，空气依旧沉重得让人窒息。咖啡已经凉了，我把它放在台子上。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被生活压垮，却为了儿子强行挺直脊梁的男人，我心头五味杂陈。同情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审慎。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这种涉及异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的复杂情况。我见过太多法律也无力解决的现实泥沼。
“张师傅，”我斟酌着开口，“这个事情，你得有证据。孩子身上的伤，有照片吗？医院的诊断记录？邻居的证言，对方愿意正式作证吗？还有，你前妻那边……她现在的态度是怎样的？变更抚养权，需要证明对方抚养不利，或者你这边有明显更好的条件。你现在……”我没有说下去，但目光扫过他洗得发白的工装，意思已经很明显。
张建军眼中的火光黯淡了一瞬，但随即又倔强地燃起。“证据……我去找！照片我下次回去就拍！医院……我带磊子去验伤！他娘……”他提到前妻，语气复杂起来，混杂着怨怼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走了就没管过，头两年还寄点钱，后来听说又嫁了人，生了娃，就再没音信了。我知道我现在没条件，可……可我至少不会打他！我能天天看见他！我哪怕睡桥洞，也带着他！”
他的话语有些混乱，情绪激动。我知道，此刻再多的理性分析可能都显得苍白。或许，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名字，更是一个倾听的对象，一个在绝望中能抓住的、代表“城里”“体面”“可能有办法”的浮木。而我，不幸或者说有幸，成了这根浮木。
“这样吧，”我叹了口气，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角，写下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在律所工作，主要接民事案子。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把情况详细跟他说说，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过，”我加重语气，“最终能不能行，需要哪些材料，费用大概多少，你得自己跟他谈清楚。而且，这种事情，急不得，一步步来。”
张建军几乎是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张纸条，像接过什么圣物一样，紧紧攥在手里，连声道谢，粗糙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一层潮红。“谢谢！谢谢您田主管！您是大好人！我……我这就去问！谢谢！”他鞠了一躬，差点碰翻旁边的垃圾桶，然后才转身，几乎是同手同脚地、快步离开了茶水间，那身旧工装很快消失在走廊拐角。
我站在原地，慢慢喝掉那口冷掉的咖啡，苦涩从舌尖蔓延到心里。窗外那片惨白的天光，不知何时被一层铅灰色的云遮住了。要变天了。张建军和他儿子张磊的影子，还有那个陌生的“柳溪村”，在我心里投下了一小片模糊的阴影，但很快，就被下午即将召开的部门协调会、待审核的绩效考核表、以及永远响个不停的微信工作群消息挤到了角落。
日子在忙碌中继续。张建军偶尔会在打扫我办公室时，投来感激的一瞥，但再也没有主动提起律师或儿子的事。我也没问，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难关，沉默往往是最大的尊重。只是有时加班到深夜，看到他默默拖着吸尘器走过空旷无人的办公区，那微微佝偻的背影，会让我想起那个午后的恳求，心头掠过一丝微澜。
直到三个月后，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雷雨将至，天空阴沉得像倒扣的铅碗，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刚结束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跨部门电话会议，正对着电脑屏幕上一堆杂乱的数据揉着太阳穴。
“咚咚咚。”
敲门声很轻，带着迟疑。我抬头：“请进。”
门被缓缓推开一条缝，先探进来的是一个脏兮兮、颜色模糊的蓝黑色书包，边角开裂，露出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课本和杂物。然后，是一个瘦小的身影。
是个男孩。很瘦，穿着明显不合身的、洗得发灰的t恤和一条膝盖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一双开了胶的旧运动鞋。他低着头，头发有点长，乱糟糟地贴在额前。他就那样僵在门口，不动，也不说话，整个人透着一种与这间明亮整洁的办公室格格不入的瑟缩和……肮脏感。是的，肮脏。不是普通孩子玩闹后的那种脏，而是一种仿佛从灰土里滚过、带着汗水凝结盐渍和某种难以言喻气息的邋遢。
“小朋友，你找谁？是不是走错了？”我尽量让声音温和。这栋写字楼管理严格，很少有小孩上来，更别说这样一副模样。
男孩慢慢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几乎倒吸一口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