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火药一样?”

    “是的,你说的都对。”马尔克斯说,“据说中国人总被少数人保护的很好,可能余不是大多数人,他是那个少数人。所以他总是不厌烦,总是想要找麻烦,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期间,余切不断发文质问智利政府,聂鲁达当年死亡的真相。

    尽管智利方面对他没有回应,但这些稿子却途径阿根廷等地不可避免的流传进智利。一些生活在智利外,拥有双国籍的智利本地作家发出了诘问:

    到底聂鲁达当年是怎么死的?

    如果聂鲁达是伤心而死,能不能像余切那样,写出一篇文章,证明聂鲁达晚年是个多愁善感的抑郁症患者;如果死于胰腺癌,那么就给出就医时的治疗单。

    那些情诗都是聂鲁达年轻时写的牢骚话,聂鲁达中年以后已经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这是余切在《聂鲁达之死》系列文稿中,证明了的事情!

    南美几家报社派出调查记者,潜伏到聂鲁达所在的医院进行调查。一个惊天大秘密被发现了:在聂鲁达死前曾就医的私人诊所,失去了全部的就医档案。

    智利官方起初对此事一语不发,然而事情越闹越大,逐渐的邻国每一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智利官方只好在其电视台隐晦的宣布:此事是一桩巧合。

    而且打起了感情牌:聂鲁达不希望人们破坏他的遗体,请尊重这一位文学家。

    余切看到后则针锋相对,写出《医疗记录的消失不是巧合》:如果一个东西叫起来是鸭子,看起来也是鸭子,游起来也是鸭子,那它就是一只鸭子!

    “前总统死于同一家医疗诊所,这家诊所失去了就医档案,聂鲁达也死于这家诊所,医疗档案继续丢失……你愿意相信诊所医生的粗心大意,还是这本来就是有意为之?”

    “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一遍,聂鲁达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不会自杀,不会伤心致死,他可能会病死,但这需要证据。政府只需要提供就好,他们有这样的义务。”

    “一百年之后,人们回忆起智利这个国家时,不仅想到了铜矿——那是上帝赋予你们的;还想到了情诗——那是智利人自己创造的。”

    “难道,取代情诗的将会是一场无法解释的谋杀案吗?智利的符号竟然是铜矿和谋杀?!智利人,起来啊!睁开你们的眼睛!”

    这是无法解释的。他们本来就没办法解释。

    军阀干事情是很粗糙的,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赢家,不要说他们,就算是漂亮国下黑手时,也是直白的下手,以势压人。

    至于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只要一直赢就好。

    然而,现在他们的压制力在消失,公众的愤怒被文学家点燃,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

    在阿根廷的贫民窟,一个叫方济各的阿根廷中年人,正在做和余切一样的行为:考察贫民窟。

    方济各在看余切的。

    他以前不认识余切这个人,自从《2666》发布后,方济各惊为天人,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竟发的境界,犹在眼前。他逐渐吃力的把余切所有翻译成西语、英文的都看了。

    方济各前些年从德国读书回来,拿到了他的神学博士学位。目前他是一个职业神父,在阿根廷他的地位很高,工作条件十分优越。他是这个国家的地区教主。

    原则上来讲,全阿根廷所有信上帝的,都要听他对经学的解释。

    方济各是个神学人才,早年他被派往阿根廷最显眼的地区教堂,而且设施俱全,神父们只要在这里布下祷告,传播上帝的福音,然后下班后爱干啥干啥。

    而方济各却是个奇葩,且不要说他疑似在德国时研究红色主义,发出流行在拉美世界的“解放神学”、“共产神学”、“战斗神学”也是神学这种大逆不道的鬼话,马经也是圣经……他自己在上班期间远离教堂,深入贫民窟,也让他成了众矢之的。

    方济各白天做弥撒,晚上感化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瘾君子,频繁出入贫民窟的教堂之中。

    由于方济各长期和这些边缘人士打交道,不少人笑话方济各是“垃圾桶神父”。他要求阿根廷的教会修士必须去贫民窟居住,还关闭了大部分位于富人区的修道院,将教会的大量资金都投入到救济穷人的项目上。

    这天他也在贫民窟给贫民演讲,他翻开一本《马太福音》:

    “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贫民们都茫然的看着他。

    方济各笑道:“这话什么意思呢?行动是要比言语更加重要的,光是做做祷告是不够的,你得真正的行动起来,只有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到天国。”

    贫民们若有所思,但还是不够明白。

    方济各又说:“我最近在看一本,是中国人来写的,他预言了马尔克斯会亲手挖掘出1928香蕉大屠杀的真相,但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看到,他还不断的搜罗证据,为了历史上其他人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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