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奇看出了朱允熥想借撤藩之机,对原属藩王的田地进行大改。

    但在他看来,撤藩本就是极易引发动荡的事。

    如果再对藩田改弦更张,风险便更大了。

    一些本来就对撤藩不满的藩王,正愁找不到借口刺激下面的民众呢。

    朝廷不能在此时授之以柄。

    能不动的都不动,能不变全部不变,平稳过渡,才是最佳策略。

    不得不说,杨士奇所言,也是老成持国之见。

    只是与朱允熥心中的规划,相差甚远。

    不过,听完杨士奇的话,他脑海内突然像是抓住了什么似的。

    永佃田。

    对。

    就是永佃田!

    所谓永佃田,即佃农永久租种地主的土地,世代不变。

    地主不得加租,也不能转租给别人,故称“永佃”。

    永佃田最早出现在宋代,至元代慢慢形成更大的规模,明朝则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永佃田十分流行。

    在北方,则主要是藩王的王田,实行永佃。

    永佃田分割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即地主拥有了土地所有权,而佃农则拥有使用权。

    这种制度下,地主只能收取固定不变的租金,无权随意增租或干预佃农的耕作。

    佃农有权依约退回、转租或典卖佃权,而田底、田面可分别转移,前提是不影响地主收租和佃农耕作。

    永佃田制度对农业生产和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调动了佃农的积极性,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

    其次,永佃田制度保证了佃农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生活的保障。

    相较于原来的佃农,因为地主不能加租,不能改租,故而永佃农的地位大大提高。

    不少地方的农民,都曾为争取永佃权而斗争。

    此外,永佃田制度还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毫不夸张地说,永佃田的出现,绝对是封建社会的一大进步。

    然而,凡事物极必反。

    封建社会总是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能将好事,一步步变成坏事。

    永佃田的出现,反而大大加快了土地兼并进程,使得土地迅速流转到少量大地主手中。

    为什么呢?

    原因自然是朝廷的赋税制度了。

    官员和考取了功名的人等地方豪绅有减免税赋的优待。

    于是,很多人干脆将自己的土地无偿转到地方豪绅名下,以此来逃避国家税赋。

    他们敢这样做,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永佃田的出现和发展。

    即在将田地转让出去的时候,先签订契约。

    仅将田地的所有权到对方的名下,但往后要永久出租给我,及我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永不改变。

    并且约定好田租,永远不能加租。

    如此一来,田地的所有者才会放心的将田地转让给别人。

    通过使用权分离,赠送出所有权之后,田地的使用权,实际上还在自己手中。

    得到田地所有权赠予的豪绅,白白得了一个所有者的名义,能收取极低的田租,也乐得为之。

    反正是白送的好处,不要白不要。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因此,类似的转让,大行其道,蔚然成风。

    试想,如果没有永佃制度,那民间也就不会有这般“聪明”的操作。

    因为没有该制度,则将田地转让出去后,自身的利益将得不到保证和维护。

    谁还敢随便转呢?

    好好的一个保护佃农利益的永佃制,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分人钻空子逃税的手段。

    然而,让这些“大聪明”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地主豪绅在获得田地的所有权之后,又怎么会甘心永远只收取极低极少的田租呢?

    永佃制的保护也终究是有限。

    特别是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经历了几代人之后。

    对方总会想尽办法,使当初交出田地的后人,或被动或主动的放弃永佃。

    对方毕竟是田地所有权的拥有者,天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何况,他们还是地方上的豪绅,本身的地位就比佃农高得多。

    这个游戏玩到后面,大家也终于渐渐看清,玩不下去了。

    但那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至少,在如今的“大聪明”看来,通过转让所有权,保留使用权,约定只交极低极低的租金,可以完美逃避朝廷税赋,很值得做。

    老朱推翻元朝统治后,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土改”。

    比如规定,凡是逃往外地的地主,其田地一律收归国有,再平均分配给还在当地的农民。

    因为元末战乱频发,逃走的人非常多,这一招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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