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百万两银子运回徽州老家,帮助族人做些小买卖。

    胡氏族人由奢入俭,生了不少波澜,但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徽州府还在恢复秩序,胡家也就还没有开始买卖田地,以后也不用再买了。

    等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国策推行到徽州府,等着分地就可以了,不需要送信回去。

    胡宗宪知道元辅想说什么,叹了口气,苦笑道:“我以后,怕是回不去老家喽!”

    不管怎样,徽州府被推倒重来,胡家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大量徽州府人死去,作为当朝阁老,胡宗宪没起到挽救家乡的作用,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乡人,不敢怪罪圣上,不敢怪罪朝廷,万般怨怼都归到了胡宗宪一身。

    胡宗宪不想去辩解,也就不想死后落叶归根了,他为大明朝做了这么多事,归身入大山、大川,也是件雅事。

    张居正默然不语,许多事情,不能用单纯的对错去衡量,胡宗宪,是大明朝的功臣,百年之后无法魂归故土,也是件悲事。

    高拱、李春芳无心悲喜,命人尽快将信笺送回老家,家族钱粮要紧。

    ……

    朱厚熜打坐的蒲团本是设在一座三层八角的台子上。

    最上一层取的是乾卦,乾卦数“九”,最下一层取的是坤卦,坤卦数“一”,中间那层便是乾坤中间那个“五”数。

    蒲团便是九五之尊!

    台子的八角自然应对八卦,也便是他平时看似随意踱步,实则踏问吉凶的卦位。

    吕芳回到玉熙宫复命,黄锦又调来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总录。

    朱厚熜盘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思,两眼倏地睁开了,接着他将横卧在膝上的罄杵拿起敲击了一下台子旁的铜罄。

    “当”的一声中,他伸开了腿,从蒲团上下来了,走下三层台阶,来到了装满檀木箱子的总录前。

    从头翻阅这些录述,寻求解决道统、佛统的办法。

    所谓‘三武一宗灭佛’,是指在过去历史上,曾发生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事件。

    随着佛门的发展,佛门寺院开始享有特权,僧侣不但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而且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

    这对王朝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经济的下滑,对外军事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了世俗民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由朝廷发起的毁损寺院、佛像、经书、没收财产、禁民信佛等事件。

    然而,三武一宗灭佛,在沉重打击佛门的同时,加快了佛门中原化的进程。

    四次灭佛之后,佛门为求自保,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学会向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门中的相关思想。

    但历史,总是在不断重蹈覆辙,从这些冰冷的文字中,朱厚熜能感受到,在佛门、道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朝廷要出重拳的必然性。

    首先,发展之初的冲突。“华夷之辨”本土保守势力对佛门有着天然的排斥屏障。

    从佛门传入华夏的初期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佛门迅速发展时期,本土士人阶层一直将其作为“西方之学”。

    这种观念一直到文化开放的唐朝,也从未消失过,其代表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在佛门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北魏太武帝激烈灭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灭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儒教示好。

    作为落后异族统治中原,必须要自我融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之中,以巩固自我统治集团的话语权。

    因而,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

    他还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其次,限制佛教,是皇帝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必然性手段,而灭佛只是这种必然措施中的其一体现。

    佛门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寺院经济扩张、僧尼个人腰包增长、僧尼人数激增、逃税等现象。

    在北周武帝时,佞佛的开支已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一;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武宗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这显然是皇帝、朝廷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再就是,佛门自身义理的阐释,促使佛门成为其他道统相排斥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便是佛门的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佛门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空,与道门主张的“无”有相似之处。

    “空”泯灭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地位的差别,主张众生平等。

    一方面,这与高度集权下的等级社会不相适应。

    佛门中的“不拜君亲”、轮回理论,均与儒家思想相抵触,也为皇权所不容。

    因此,北魏太武帝“虽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

    北魏太武帝在即位之初,大力推广佛门,可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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