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结果论而言,大家都看见永乐帝派郑和下一趟西洋所赚来的利润。

    现在朱元璋的问话,就显得稍微有些不合时宜。

    故而没有人回答他。

    当然这主要朱元璋的理念不同,他首先是要建立自然经济,所以商品经济水平是十分低下的。

    此时的明初与宋元对比一下就很清楚的展现出来弱势了。

    连元朝的商税一年折银还在四百五十万两左右,而大明的商税在国家财政当中就属于无足轻重了,折算出来有二十万两就很棒了。

    就这还是王布犁建议提高商税,同时又有对外贸易以及向蒙古人“走私”,才稍微有些上涨。

    这个数据还是洪武十三年吏部统计奏报上来的,这个体量相当于北宋的百分之一。

    “布犁,你在这方面了解的多,与咱说一说。”

    王布犁吃着爆米花的动作停了停,随即笑道:

    “陛下,这些年的政策一直都是在鼓励种田,手工业发展其实一点也不迅速,所以对于海贸并没有太大的需求。

    尤其是做出来那么多的玩意,大明百姓并不能收消耗掉,所以就会有所囤积,继而价格越发下降,那手工业者也赚不到钱,自然就不会继续做这些东西。

    从洪武到永乐之后,商业兴许增加了,朝廷在民间采购一波集体装船出去贸易,自然是能赚的盆满钵满,而百姓也能从中喝口肉汤,从事手工业的百姓会变多,如此形成正循坏。”

    朱元璋对于王布犁这番解释点点头,他觉得也该是这样。

    毕竟现在大明都算是摸到一点盛世的门槛,今后更加繁荣,那也是正常的现象。

    “朕实行海禁的政策,并不是从所谓的经济上思考的,而是因为海疆不靖,在东南海上对咱大明构成威胁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个是被咱击溃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一个是倭寇的威胁。”

    朱元璋开始讲述这二人。

    张士诚、方国珍起初都是以泛海贩盐为业。

    在元末中,他们各雄踞一方,长期与朱元璋对抗。

    张士诚以三吴为根据地,盘踞江浙,割据势力北到山东济宁,南到浙江绍兴,西至安徽北部,东到大海,“带甲兵数十万,沃野数千里”,势力极强。

    方国珍盘踞浙东,势力亦相当可观。

    他还拥有一支颇为壮观的水军,时而陆上,时而人海,进退自如。

    张、方的部从大都是熟悉海上情况的沿海百姓。

    在张、方两支势力陆续被朱元璋攻灭以后,其余部大都逃亡海上,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

    对于他们的余部规模,王布犁倒是不了解。

    可是听着朱元璋的描述,从吴元年到洪武这么多年,这伙反明势力在环海千里的广阔海域上,有上万艘船,常常等着风潮出动。

    尤其是他们比大明的水军更加熟悉这片海域,经常神出鬼没的,与明军周旋,一度让朱元璋很是挠头。

    就因为这個不断的派人在海边巡逻,再加上他们许多人的亲戚都是海边百姓,朱元璋更是禁止他们私自出海。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余部会抢掠海边居民壮大自己,逼迫他们加入海盗这么一个职业。

    张汝厚、林福等人在海上自称元帅,他们东借日本诸岛悍夷为爪牙,而西南接交趾,占城等为补充,再加上内接山寇,以为腹心之患。

    他们在东南海上建立了许多据点,内外结合,使得大明百法难防,剿不胜剿。

    即使朱元璋派了徐达过去,除了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一些海防防御外,对于辽阔大海也无可奈何。

    直到永乐时期,这伙反贼依旧十分活跃。

    搞得朱棣只能下一道旨意,只要这些人肯回乡为良民,便赦免他们的罪过,不予追究,但是收效甚微。

    在永乐元年泉州卫捕获一些逃民送往南京,朱棣亲自审问还有多少尚未逃回大明的,那些人皆言多的很。

    这些顽固反明势力使得大明极为头疼,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只能被动的等着他们来,闭关是最佳的选择。

    反正损失的只是海边的百姓。

    况且苦一苦百姓又不是大明的专属用法。

    海上的另一个威胁是倭寇问题。

    元代曾两次对日用兵,都以失败告终,官方遂断绝往来。

    日本人为得到中国货物,在元代就不断到中国沿海进行抢劫。

    入明以后,为祸更烈,“四出剽掠扰濒海之民”,给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危害。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认为日本人要帮助胡惟庸夺取帝位,故十分恼火,“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为此,朱元璋经常派大员到沿海巡视,一方面追剿倭寇,一方面大规模修筑城堡。

    但是为了银矿这事,又听从底下臣子的劝谏,狠狠的叱责了一番来华的使者,让他们必须把这伙倭寇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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