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全家逃荒到上海浦东谋生,她就很小去一家纺织厂做了童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1930年,潘兰珍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住在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一个亭子间里。

    也许是缘分吧,此时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也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这是他最为孤寂、落寞的时期,正逢大革命失败,长子、次子相继壮烈牺牲,而他因“右倾错误”受到了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只能东躲西藏,再加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但那时的潘兰珍并不知道眼前这个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当她第一次见到这位邻居李先生的时候,虽然他看上去有些穷困潦倒,但却能识文断字、通情达理,对待他人也一视同仁,并充满爱心。这让兰珍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幸会”之感。

    李先生常常教潘兰珍读书认字,而她也十分聪慧伶俐,学得非常快。在共同生活的两年时间里,潘兰珍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再生育了,于是便决定领养一个女孩,为其取名凤仙,姓潘。

    一次潘兰珍送孩子潘凤仙回南通,恰在这时,陈独秀被捕了,因为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他又发声谴责国民政府。也在此时,她知道了自己同居两年的李先生就是登在报纸新闻上陈独秀,因为他父亲看到报纸上的照片,于是她决定去南京监狱看他。

    漫漫长而艰苦的牢狱生涯拉开序幕,但潘兰珍始终坚定地守护在他身旁,不离不弃。她会隔三岔五前往狱中照料他的日常起居,毫无怨言。因为没有受到监禁,所以跑腿办事、采购物资以及与外界联系等事务都由她一手包办。

    前来探望陈独秀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这让兰珍有机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物,大大开阔了眼界。其中,胡适更是多次专程从遥远的北平赶到南京,不仅带来了丰盛的食物、实用的生活用品,还馈赠了许多珍贵的书籍供其阅读消遣。

    此外,陈独秀在狱中的闲暇时光里创作出了大量精彩绝伦的诗词作品,这些诗作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兰珍为之收拾文稿,整理书籍,常伴左右。

    战火纷飞,世事难料啊!有的孩子赴汤蹈火,有的孩子照顾老人,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出狱了,潘兰珍陪伴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江津,期间,胡适曾劝他去美国生活,写自传,陈独秀拒绝了,1942年5月他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潘兰珍在他贫穷困厄的最后十年,以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无怨无悔照顾、陪伴他。

    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先在四川一农场劳动四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小学校食堂工作。1949年春潘兰珍因病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和二儿子陈乔年在革命战争年代都被杀害。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道出了自己对陈延年的理解:

    “陈延年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有感情,爱憎分明的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不管你是谁。刚开始他爱他父亲,同时他也不理解,他的父亲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家人。随着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慢慢开始了解他的父亲,甚至他就是他父亲的一个缩影,也是他父亲的一个放大。他们俩是很相似的两个人,是一脉相传的父子关系,陈延年身上有陈独秀的影子。”

    三儿子陈松年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后期,他承担起了照顾陈独秀的责任。最小的儿子陈鹤年则跟君曼妈妈一起生活,后来在香港星岛日报工作,一直没有回家。

    陈松年的祖母、父亲陈独秀相继去世,都是陈松年给予料理后事。

    全国解放后,陈松年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当过窑场工人,技师等,一家生活比较清苦。

    1958年,**视察安庆时,得知陈独秀儿子陈松年的生活困难,就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厂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陈松年十分孝敬父亲,在他的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和母亲高大众的一张相片。

    晚年的陈松年,每逢清明,每年都要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去父亲那里祭扫,直到他1990年去世。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慰藉。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与妻子辛辛苦苦工作,抚育孩子们长大,供养他们上大学,保持了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陈松年的长子陈长琦,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

    在世人看来,陈长琦无论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开阔,专业基础深厚的学者与行政领导干部。

    陈长玮,陈松年的长女,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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