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区把控越国政局之后,立即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关键时期平定国乱的英雄,将整场政变的来龙去脉描述为一场王室内讧。

    所以越国的故事就变成了:

    王子豫谋杀三位王子,嫁祸太子,成功离间越王父子关系;

    太子诸咎被怀疑,铤而走险,弑君,干掉了越王翳;

    王子豫又以为王兄报仇的名义杀死太子诸咎;

    王子豫大军为祸吴城,最后大夫寺区挺身而出,平定叛乱,救了越国。

    寺区以靖乱英雄的身份掌控了朝局,同时大量任用吴人,趁机实现了吴人势力对整个国家的掌控。

    但以寺区为首的吴国势力,其真正目的并不是复国,而只是在越国框架下,争取吴国势力的掌控权与发言权。

    因为复国、复辟这件事,必须有名正言顺的主体,那就是王室、公室的血统,这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要。

    在越国范围内,吴方势力被压制了一百年,王室成员更是早就烟消云散,是故复辟这条路寺区根本走不通。

    那么剩下的路就是“三家分晋”路线和“田氏代齐”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需要时间积淀,三家和田氏,都是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先成为权臣,才敢以仆代主。

    而寺区显然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寺区并没有树立这么远大的目标,他将目标定为:代表吴人利益,掌握国家的施政权。

    这样一来,势必不会打破越国的固有政治框架,再扶植一个新越王上位,方能做到名正言顺。

    寺区组织了平定叛乱之后的第一次朝议,将国家无主,新君待立的问题抛了出来,他要冷静听取各方势力的意见,才能做出决断。

    此时,吴人占据上风,越人暂时低头。但吴越两方大臣,在继续维持越国的统治的思路上一致的。

    吴人只想掌权,对复辟没有太大的冲动;越人虽然失势,但其底线是国家仍然姓越,必须从越王家族中选取继承人。

    目前的越王家族,翳死,豫死,诸咎死,三位王子死,两位王子失踪。

    这样,一向待人以宽,素有贤名的王孙搜就成了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寺区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王孙搜此人,在民间素有威望,但其本人并 不贪恋权势,甚至还有点清心寡欲。扶植这样的人做君主,权臣最乐意干了。

    何况寺区还有一个优势,之前带领舟师出海寻找王孙搜的人,是他的弟弟寺思。

    寺区立即摆出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立即派人出海前往箕子朝鲜,迎立王孙搜。

    寺区的弟弟寺思,带领船队进入箕子朝鲜后,一直很少参与对辰国的作战,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护卫王孙搜身上。

    寺思出海之前,越国国内已经波谲云诡,寺思敏锐地认识到,目前一副人畜无害的王孙搜,未来不可限量,将王孙搜保护好,或者说控制好,奇货可居。

    所以寺思并不急于劝王孙搜回国,而是静观国内局势,寻找合适的返回时机。

    王孙搜与箕子朝鲜的国王箕勿,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逢恨晚,二人对长生不老之术的追求,相当一致,互为道友。

    国君的心思不在治国理政上,而在求仙问道上,再加上汉国在整个朝鲜四方势力中的超然地位,箕子朝鲜对国家的管控力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至于真番和临屯,虽然还保留着盟友的虚名,但以其实力,实在是不堪一击。因此上,文有申不害,武有王廖的汉城郡,已经是半岛上的实际控制人。

    俱酒对汉城郡的施政之策进行了一些方针性的指导,同时又与汉国大本营有所区别,这是两方不同定位而决定的。

    对于巴蜀,俱酒是按照根据地思维来建设的;而对朝鲜半岛,则是按照跳板思维来建设的。

    因而对于巴蜀方面,在唐社、墨家、黄金等因素的加持下,几乎是集中所有的优势来建设,政权方面的付出要比索取更多一些。

    而对于朝鲜半岛,没有额外的因素赋能,只能依靠原生发展。同时为了将来向中原进发,所有产业都是围绕着备战来的,因而索取要比付出多一些。

    申不害身上流淌着法家的基因,他出手就是一部《汉郡律》,用立法的形式,将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体制、治理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维护半岛统治的基石。

    在经济方面,申不害则继续坚持农桑并重原则,建议按照汉国的土地原则和水利手段,扩大耕种面积,提升农业产量。

    在教育与医疗方面,申不害则并不积极,甚至有些倾向愚民政策,以便更好地实施统治。

    申不害的局限就是对手工业与商业不够重视,有些重农轻商的情结。因为他认为,手工业与商业相对挣钱更快,如果吸引大量的人去从事手工业与商业,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就会大大地减少。

    而农业生产的减少,则是动摇统治基础的大事。

    申不害作为一名战国人士,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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