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孤为什么把你放在最后审吗?”

    钱通嘴唇哆嗦,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

    “因为——”李存宁缓缓站起身,走下公案:“你比他们三个,更可恨。”

    他走到钱通面前,蹲下身,平视着这个瘫软如泥的囚犯:

    “孙茂才杀人放火,但刀是明的,火是热的,百姓知道是谁害了他们。”

    “向明德放贷逼命,但借据是白的,利息是黑的,百姓至少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赵文举贩卖人口,但船是看得见的,人是看得见的,仇恨有个着落。”

    他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冷:

    “可你呢?”

    “你杀人,用的是银子。”

    “你吸血,用的是账本。”

    “你让襄州的米价三年涨了五倍,让盐价翻了四番,让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铜钱,一夜之间变成废铁——可百姓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钱通浑身发抖,想要辩解,却被李存宁抬手制止:

    “不急。孤让你死个明白。”

    他转身,对陆向东颔首。

    十六名锦衣卫,抬着八口沉重的红木箱,走上公堂。

    箱子放在地上时,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显然里面装的东西极重。

    “打开。”李存宁说。

    箱盖被掀开。

    白花花的光芒,瞬间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

    不是普通的银锭。

    是码放整齐、大小划一、成色上乘的——官银。

    每锭五十两,底部都打着清晰的戳记:“永昌三年铸”“忻州府库”“监铸官王”。

    李存宁拿起一锭银子,在手中掂了掂,转身面向堂外百姓:“父老乡亲们,你们见过这样的银子吗?”

    堂外一片沉默。

    大多数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五十两一锭的官银。他们见过的,最多是碎银子,是铜钱。

    李存宁将银子递给陆向东:“陆千户,念一念钱家账册上,关于这批银子的记载。”

    陆向东翻开一本蓝皮账簿,朗声诵读:“永昌五年十月,收江南盐税银,三万两,入库甲字三号库。备注:盐道衙门交割,成色上等。”

    念完,他看向钱通:“钱通,江南的盐税银子,怎么会是忻州府库铸造的?又怎么会是永昌三年的款?”

    钱通嘴唇哆嗦:“这……这是……熔铸重铸……对!是熔了重铸的!”

    “熔铸重铸?”李存宁冷笑:“户部派驻襄州的铸币司大使何在?”

    一个穿着青色官袍、年约五十的官员快步上堂,躬身行礼:“臣铸币司大使沈钊民,拜见太子殿下。”

    “沈大使,你是铸币的行家。”李存宁将一锭银子递给他:“你看看,这银子可有重新熔铸的痕迹?”

    沈钊民接过银子,从怀中掏出一个精巧的戥子,称了重量;又取出试金石,在银锭边缘轻轻一划,观察色泽;最后,他举起银子,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银锭边缘。

    整个过程,公堂内外鸦雀无声。

    良久,沈钊民放下银子,躬身禀报:“殿下,此银重量五十两整,分毫不差;成色九九七,为上等官银;边缘虽有细微锉痕,但那是‘洗银’时留下的痕迹,绝非重新熔铸——因为一旦重熔,官银的戳记就会消失,必须重新打制。而此银的戳记清晰完整,边缘无任何二次铸造的毛刺。”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最重要的是——此银底部,有忻州府库特有的暗记。”

    李存宁眉头一挑:“什么暗记?”

    沈钊民取出一面特制的铜镜,对着银锭底部一照。

    在铜镜的反射下,银锭底部竟浮现出两个肉眼难辨的小字:“忻三”。

    “这是忻州府库第三号银炉的暗记。”沈钊民解释道,“永昌三年,忻州府库共开十炉铸银,每炉都有独有暗记,以防伪造。此银的‘忻三’,正是第三号银炉所出。”

    他抬起头,声音有些发颤:“而永昌三年,忻州府库发生一起大案——税银被盗三万两!至今未破!如果臣没记错的话……失窃的正是第三号银炉所铸的官银!”

    此言一出,堂外一片哗然。

    三万两官银被盗,这是震动朝野的大案,连襄州的百姓都有所耳闻。谁能想到,这批银子竟然藏在钱家的地库里!

    钱通脸色死灰,瘫软在地:“不……不可能……这是诬陷……”

    “诬陷?”李存宁冷笑:“传宝通钱庄襄州分号大掌柜,钱贵!”

    一个穿着绸缎衣裳、戴着瓜皮帽的中年胖子被押上堂来。他一见钱通,就跪地痛哭:“老爷……对不起……他们……他们什么都查出来了……”

    钱通猛地睁大眼睛,嘶声道:“钱贵!你胡说什么?”

    钱贵却不敢看他,只是对着李存宁连连磕头:“殿下明鉴!小人是钱家大掌柜,掌管所有银钱往来。永昌五年十月,江南盐税确实有三万两银子解到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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