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抬棺上谏的,海瑞骂道爷,嘉靖嘉靖,家家皆净;

    有直接顶撞的,比如隆庆二年先帝要三十万两银子,张居正就是不给;

    有迂回包抄,把皇帝哄高兴了,再图穷匕见,比如林大师三座大山的模型;

    有互飙演技,看似吵架,其实是讲道理。

    这些办法,其实目的都是一个,责难陈善,劝谏皇帝。

    张居正和王崇古也不是第一次在皇帝面前演戏了,他们之所以互飙演技,也是为了让皇帝听进去,加税和减税都不合适。

    如果是国初直接定十税五,加税拉满,的确可以防止兼并,现在已经兼无可兼,并无可并,加税就是在刻意制造民变;减税,或者干脆不收,就是抛弃大明最多的百姓。

    两宋不设田制,任由民间兼并,就是抛弃百姓,选择了和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出身乡贤缙绅和势要豪右阶级。

    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无论是加税还是减税,居然能够在最后结果上呈现高度的相似性,殊途同归,都是让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得一夕安寝。

    唯一的一条中庸之道,就是有人背负骂名,做那个恶人。

    “朕之前读皇明祖训,就在疑惑,太祖高皇帝为何那么推崇严刑峻法,今日今时,朕才知道,有的时候,不得不为。”朱翊钧看着张居正和王崇古说道:“既然要做,就做绝,既然做了承诺,就要兑现。”

    “松江府试行一条鞭法,以万历十一年普查丁口为例,滋生丁口,永不加赋,均田役,按亩征银,不得增科,若有违背,绝不姑息,罪加三等法办。”

    朱翊钧给出了承诺,这份承诺分为了三部分。

    滋生丁口永不加赋,就是田赋不再增加,按万历十一年的人口数,将人头税摊入田亩中,这是鼓励生孩子,大明在甘肃已经实行了,现在在松江府多了一个试点;

    第二部分是均田役,这部分劳役入亩,其实包括了之前免税的老爷们,各种有功名在身的老爷们,也要一体纳税,只不过是田亩加课;

    第三部分则是不得增科,违背者,罪加三等法办,这已经是很严厉的惩罚了,本来只是罢免,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就要流放爪哇;本来只是流放边方的罪名,罪加三等,就得杀头,犯了杀头的罪过,那就是族诛了。

    严刑峻法,罪加三等,就是朱翊钧给的承诺,现在朱翊钧的信誉,坚如磐石。

    “陛下圣明。”张居正和王崇古也不吵了,也不面红耳赤了,二人一起俯首唱起了赞歌。

    不是张居正、王崇古二人,要让陛下担一担骂名,而是这件事只能陛下来做,他们俩都做不到,因为他们是官僚的一部分。

    罪加三等,让他们来做,就会成为党争的工具,也会被视为党争的工具。

    他们俩都是党魁,是张党和工党的党魁。

    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初行的时候,也是党同伐异的工具,直到草榜糊名,底册填名,将百官的底册放入文华殿职官书屏的小箱子里,才完成了考成法的制度建设。

    而小箱子的钥匙,在陛下的手中,进而实现了相对公平。

    考成法能得到普遍的拥戴,也是因为草榜糊名的原因,公示考成后,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填名。

    “国失大信,人心启疑,这是先生当初讲筵时,常常提到的一句话,而万阁老写了一本奏疏,专门论如何防止人心启疑。”朱翊钧翻动着手中一本厚厚的札记,与其说是奏疏,不如说是类似于《王谦发家的四个秘密》一样的专业书籍。

    万士和这本书的内容很多,若真的要一句话归纳,就是面对质疑,要正面应对,捂嘴是一种最愚蠢的办法,因为事情发酵到必须要捂嘴的时候,就早已经广为人知。

    捂嘴这种行径,就是坐实了这個事件的真实性,而捂嘴,就会让关注这件事的人,很轻易的通过捂嘴这个过程,推断出各种可能性,到这一步,事情就绝无可能控制了。

    因为关注这件事的观众们,他们心里的种种答案,可能是根据蛛丝马迹的推断,也有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最有可能是根据立场倾向,扣出去的帽子,而且最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事件的真相、事件的本身,到了捂嘴那一刻,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捂嘴一定会成为一颗怀疑的种子,然后快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来更多的、更大的争议,酿成更恶劣的后果。

    这就是舆论的铁律,猜测即事实。

    只要捂嘴的事情发生,那么可能性成立,在人们心中,毫无根据的臆想,就是事实。

    正面回应,是唯一应对之法。

    “二位,既然来了,也别空着手回去了,一人一本,万阁老也是用心了。”朱翊钧让人拿来两本万士和写的书,让张居正和王崇古带回去看。

    “谢陛下隆恩。”张居正和王崇古把书拿了回去,王次辅除了去文渊阁点卯之外,从来不去文渊阁坐班,今天也是没有太多的事儿,就拿着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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