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说法,他看着李乐说道:“对于金钱的追求,是对于物质的追求,是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这并没有错,所以,问题的本质是,人到底是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

    “这才是关键。”

    张居正立刻发觉了自己的片面,而后用最快的速度纠正了这种片面的理解。

    张居正思索了片刻后才说道:“这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而且明确的界限,人是主体,钱是附庸,需要理性的去控制人欲,这个理性可以是公序良俗,也可以是共识,更可以是律法。”

    “除了人是主人还是金钱奴仆这个问题之外,还十分清楚的可以知道,这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

    “容我缓思。”

    任何一个政令都不是一拍脑门就可以想出来的,需要缓缓思考其中的关键,这需要时间。

    很多事,张居正人在北衙,看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和李乐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但这种沟通仍然是管中窥豹,在经过了长达一个时辰的了解后,张居正最终确定,南巡是很有必要的。

    廷臣们必须要亲眼目睹,只靠道听途说,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的一部分罢了。

    “我连夜把你们说的内容整理成奏疏,明日送入宫中。”张居正送走了两位学生,开始写奏疏,内容上主要是现象,而不是问题、原因、办法,所以奏疏写的行云流水,在陛下敕谕宵禁的时间之前,张居正完成了自己的奏疏。

    张居正也没让游七为难,到休息时间后,就放下奏疏休息去了,这件事,急不得。

    朱翊钧收到了张居正的奏疏,李贽已经提到了过金钱对人的异化,黎牙实也提到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李乐,大明上下对于金钱对大明的改变,都是有一定预期的,有预警的,当然有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但这也是大明必然要经历的剧变,不能因为怕被噎死,就不去吃饭,那样会饿死。

    张居正正式开始了对制度的思考,如何利用制度设计,减少这种社会变革中的乱象。

    “先生说是生产资料过于集中,也就是兼并引发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现象,先生在试着分析这个现象并且解决它。”朱翊钧十分佩服张居正的勇气!

    这问题其实可以回避,而不是面对,因为十分棘手,影响大,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完全体现出来十分的缓慢,十年、二十年才会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张居正没有避而不谈,而是勇敢面对。

    大明皇帝的手边,放着一堆的杂报,这些杂报就一个内容,讨论如何建立更多的监察机制,对权力进行检查,大概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牢笼吗?”朱翊钧翻动着几本奏疏连连摇头,其水平完全不如林辅成和李贽,林辅成和李贽现在都学精了,根本不提出政令,只说问题。

    把权力关进牢里。

    这看起来是个美好的设想,但这个牢笼谁来负责建造?这个牢笼又要关谁?谁又来监督这个牢笼的正常运行?最后都会变成权力监管权力的螺旋门问题。

    朱翊钧做为天下权力最大的那一个,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他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变成自己的束缚,法三代之上的礼教,大明的祖宗成法都不行,这些都是更好统治大明的工具,而不是束缚。

    连皇明祖训也是工具,而不是束缚。

    朱元璋走后,他就管不了身后事了,他为朱允炆的登基铺平了一切的道路,最后还是朱棣得了天下,朱元璋的祖宗成法还在实行,但每一个皇帝都会修修补补,朱元璋钦定宦官不得干政,司礼监自永乐年间就有了。

    大明皇帝当然拥有对祖宗成法、皇明祖训的最终解释权。

    朱翊钧更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宪政模式,他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连张居正都拦不住他。

    在朱翊钧看来,在他的践履之实看来,所谓的宪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君主立宪,不过是扯了一条供肉食者们狂欢的遮羞布而已,有了这么一块遮羞布存在,没有任何人需要完全对国朝的败坏负责了。

    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肉食者只享受权力的好处,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谎言!

    作为皇帝,朱翊钧对于君主立宪,就只有这么一个态度,谁也别想在他的手里,完成所谓君主立宪!

    他根本就不信那玩意儿!他是皇帝,他的立场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更不会主动把自己送进牢笼之中。

    但朱翊钧也没有让这些个笔正们闭嘴,而是任由他们在杂报上大肆的讨论。

    这是维新时的必然,如果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完全不必要搞什么万历维新了。

    雍正皇帝写过一本《大义觉迷录》,翻译翻译,大约就是:入关以来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决议与通知。

    这本是雍正皇帝亲自下场和汉儒曾静辩经的书,里面主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有五个,第一个就是鞑清王朝的合法性;第二个是大明王朝灭亡的责任;第三个是华夷之辨;第四个剃发易服;第五个是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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