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转变了想法。

    去年,即文久二年(1862)的2月份,当幕府为前往上海进行贸易而派出“千岁丸”时,高杉晋作同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一起随船前往。

    在上海逗留的两个月里,高杉晋作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观察中国形势。

    逗留期间,他亲笔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津港里面外国商船穿梭竞逐,市街上外国商馆鳞次栉比,一队队水兵从军舰上下来执行任务,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只对外国人免费开放……

    他敏锐地指出:“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次决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险矣哉!”。

    此外,通过这趟上海之行,他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是新式大炮和军舰的时代!

    就这样,从上海归国后,他从强硬派转型为滑头派,并开始与始终坚持强硬路线的久坂玄瑞起了争执。

    实质上,久坂玄瑞并非坐井观天的蠢蛋。

    他其实很了解西洋诸国的实力。

    然而,他是理想主义者:宁可壮烈而死,也不愿意苟且偷生。

    他心里始终过不去那个坎——身为堂堂男儿,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西洋人横行霸道?

    纵使毫无胜算,也要血战到底——这就是久坂玄瑞的内心想法。

    久坂玄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尊攘志士的所思所想。

    “……”

    久坂玄瑞看了看桂小五郎,接着又看了看高杉晋作,随后不发一言地快步离去。

    “喂!等等!久坂!我的话还没说完!”

    高杉晋作追了过去。

    远方幽幽地传来久坂玄瑞的回应:

    “你的话还没说够,可我已经听够了。”

    ……

    ……

    就连萨摩、长州的英杰们都被一桥庆喜的骚操作给搞得无所适从,那就更别说是幕府阵营里的青登等人了。

    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一桥庆喜的,都让人无法理解。

    一时间,“一桥公疯了”的说法,传遍京都内外。

    青登、松平容保,以及目前驻留在京的其他幕府高官,一个个轮番上阵,直奔二条城,誓要向一桥庆喜讨要个说法。

    尤其是青登和松平容保——他们俩可都是手里有兵的大将。

    倘若真的要与西洋诸国开战,那他们就是首当其冲了。

    新选组现在仍属于古典军队,尚未转型成有枪有炮的近代部队。

    与西洋诸国的部队为敌……莫说是实力最强的英军和法军了,哪怕只是美军、俄军都能狠狠地压制新选组。

    就连德川家茂和天璋院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据天璋院亲口所言,在得知一桥庆喜所折腾的这出幺蛾子后,德川家茂直接亲身演绎了一遍“垂死病中惊坐起”。

    就这样,惹了众怒的一桥庆喜,遭遇众人的围堵、追责。

    然而,他却做起了缩头乌龟。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不见客,也不外出。

    即使德川家茂下达严令,他也以“身体不适”为由,不离开房间半步。

    一桥庆喜毕竟是将军后见职,“一桥派”的精神领袖,他拒不见人,德川家茂也拿他没有办法。

    过去一日后,也就是到了5月8日的时候,众人才得知一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一桥庆喜溜了!

    就在5月7日的深夜,他悄悄地离开二条城,偷偷地溜回江户了!

    等到众人知悉他的行踪时,他已经越过大津,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返回江户的路上。

    他的这趟“偷跑”,没有提前告知任何人。

    甚至就连松平春岳,也被蒙在了鼓里。

    一桥庆喜跑路了,众人的怒火只能倾泻向松平春岳。

    面对众人的兴师问罪,松平春岳可谓是欲哭无泪。

    最终,迫于压力,松平春岳不得不说出真相。

    就这样,经过松平春岳的“解密”,众人总算是得知了一桥庆喜夸下“5月10日,开始攘夷”的海口的真实原因——并无特殊的原因。

    没有什么深思熟虑。

    更没有什么后招。

    单纯的就只是一时兴起。

    是的,一时兴起!

    更准确来说,就是一时上头了!

    鸡同鸭讲的辩论、三条实美等人的无休无止的言语攻击、偌大的精神压力……一桥庆喜被折腾得烦不胜烦。

    于是,赌气之下,他已自暴自弃,直接许下攘夷的承诺,并且随口诌了个“5月10日”的日期。

    老实说,对于这样的结果,青登甚至都不知道要摆出什么样的反应了……

    不夸张的说,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青登霎时感到眼前一白,许久都没有缓过劲儿来。

    严肃的政治斗争,落了个儿戏般的结局。

    尽管这样的结果很离谱,但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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