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农国需要“大陆”这一地理特征作为其保障。
“（农业文明）其小型者，易受外界征服文化之侵凌而不克抵御……如中国则为大陆农国……故其文化继续绵延，且有新生。亦由团结力强，不易为外围侵略所征服。”
钱穆在此同样借助了文明比较的视野，他指出，古代其他的农业国家，如巴比伦和埃及都是小型农国，因此“其内部发展易达到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
而中国作为古代唯一的大陆农国，“自始即在一大环境展开”，不仅有利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而且抵挡异族入侵的能力更强，因此得以文化绵延数千年。
然而晚清以降，中国文明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文明，而是以泰西诸国为主体的西方新型工商业文明，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传统中国文明的大陆农国特征已经不足以应对西方诸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全方位挑战。
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在于返本开新，将大陆农国与新工业相配合，用新式的机械科技发展农业，同时将国家战略的重心放置在内陆，实现文明转型。这样的文明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安足，并且“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最后要指出的是，钱穆绝非不重视海洋，实际上，在钱穆“大陆农国”的地理规划中，海洋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钱穆继续诉之于历史规律的总结，他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人文基点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一个半环形，正是“大陆与海洋交割的边缘”。
从春秋战国的齐鲁之地，到明清的江浙，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民族新生命力的焕发，都发端于这一“中国弧”之上。
晚清以降这一弧形已然扩充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南。年前后钱穆辗转川滇等地，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这段人生经历使得他对云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印象颇深。年钱穆在《昆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新生与云南》一文，从地理要素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征以及中国文化新生之大势。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断有新地域之新人文参加活动，常使之有新生气与新力量”，这一点是中国文化得以历经数千年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广阔的文化疆域和规模对文明存续而言至关重要，“欲求一国文化之常荣不谢，则先求其疆域之恢宏，为一统之大国”，只有如此方能不断有新地域和新人文代兴，维持一个文明体得以长盛不衰。
而在钱穆的时代，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正是这样一个新地域，他明确提出“今论中国文化新生机之所托命，一曰东北，一曰西南。”从气候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云南气候温暖宜人，交通条件则为“国家之奥区，脏腑腹地”，较之直面北方劲敌的东北更优。
从历史条件来看，云南在中国以往文化地位中不占重要位置，但如今国内外交通发展，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西南，云南地区亦得到区域开发之助力，有此机运之功与人事之助，今后云南人文“在不久的将来，宁有不为中国文化之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者？”
同时钱穆认为，这一半环形的地理空间，尤其是新近的东北和西南沿海将预示着中国的新生。
只是这一象征着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与精华的半环并不能代表全部之中国，钱穆提请我们注意，在这个弧形的对面有另外一个弧形，即“以新疆为中点，东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的一半环”。
钱穆先生对今后中国政治地理的终极规划，可总结为四线之间的沟通和衡平其中第三线为长江平原，此地应成为“新中国之胸腹营卫地带，文艺、美术、科学、工业应在此一带发皇。此一地象征着中国民族之活泼文良清新智巧”；最南一线的珠江平原，“代表着近代中国之新兴精神，与大海相吞吐，与世界相呼吸，工商制造，往来贸迁，这里象征着新中国之动荡”，新中国应当将珠江地区塑造成为一个海洋文明的经济和文化区域。
这两大横线区域的背后，是“泱茫旷荡的大陆。这一个大陆，正为中国人的命脉和生根”。而西安正是这个大陆的正中心，亦可以被视作“半环地带”的圆心，因此西安天然能够统合各个蕴含着不同发展前景和精神气质的诸地域，得以尽显人文建国的平衡凝结。
因此新中国的第二线是西安—北平线，构成中国的政治中心线，这一线要彰显出一种逆势进取和坚毅笃厚的汉唐精神，培养新一代的国家精英，填补一百年来中部区域的塌陷，同时充分利用国家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将人力物力逆向输送至第一线蒙古—新疆—西藏的内陆环线。
从载于《尚书》的盘庚迁殷到晚清康有为、章太炎等名家的迁都策论，定都及围绕该问题的政治思考尽管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但却始终浮现于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演进的脉络之中。钱穆的首都论承继了传统对都城乃至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思考与理论总结，力图在古今中西之间创设出一种新的文明想象。
钱穆于年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农业文明）其小型者，易受外界征服文化之侵凌而不克抵御……如中国则为大陆农国……故其文化继续绵延，且有新生。亦由团结力强，不易为外围侵略所征服。”
钱穆在此同样借助了文明比较的视野，他指出，古代其他的农业国家，如巴比伦和埃及都是小型农国，因此“其内部发展易达到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
而中国作为古代唯一的大陆农国，“自始即在一大环境展开”，不仅有利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而且抵挡异族入侵的能力更强，因此得以文化绵延数千年。
然而晚清以降，中国文明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文明，而是以泰西诸国为主体的西方新型工商业文明，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传统中国文明的大陆农国特征已经不足以应对西方诸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全方位挑战。
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在于返本开新，将大陆农国与新工业相配合，用新式的机械科技发展农业，同时将国家战略的重心放置在内陆，实现文明转型。这样的文明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安足，并且“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最后要指出的是，钱穆绝非不重视海洋，实际上，在钱穆“大陆农国”的地理规划中，海洋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钱穆继续诉之于历史规律的总结，他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人文基点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一个半环形，正是“大陆与海洋交割的边缘”。
从春秋战国的齐鲁之地，到明清的江浙，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民族新生命力的焕发，都发端于这一“中国弧”之上。
晚清以降这一弧形已然扩充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南。年前后钱穆辗转川滇等地，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这段人生经历使得他对云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印象颇深。年钱穆在《昆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新生与云南》一文，从地理要素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征以及中国文化新生之大势。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断有新地域之新人文参加活动，常使之有新生气与新力量”，这一点是中国文化得以历经数千年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广阔的文化疆域和规模对文明存续而言至关重要，“欲求一国文化之常荣不谢，则先求其疆域之恢宏，为一统之大国”，只有如此方能不断有新地域和新人文代兴，维持一个文明体得以长盛不衰。
而在钱穆的时代，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正是这样一个新地域，他明确提出“今论中国文化新生机之所托命，一曰东北，一曰西南。”从气候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云南气候温暖宜人，交通条件则为“国家之奥区，脏腑腹地”，较之直面北方劲敌的东北更优。
从历史条件来看，云南在中国以往文化地位中不占重要位置，但如今国内外交通发展，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西南，云南地区亦得到区域开发之助力，有此机运之功与人事之助，今后云南人文“在不久的将来，宁有不为中国文化之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者？”
同时钱穆认为，这一半环形的地理空间，尤其是新近的东北和西南沿海将预示着中国的新生。
只是这一象征着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与精华的半环并不能代表全部之中国，钱穆提请我们注意，在这个弧形的对面有另外一个弧形，即“以新疆为中点，东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的一半环”。
钱穆先生对今后中国政治地理的终极规划，可总结为四线之间的沟通和衡平其中第三线为长江平原，此地应成为“新中国之胸腹营卫地带，文艺、美术、科学、工业应在此一带发皇。此一地象征着中国民族之活泼文良清新智巧”；最南一线的珠江平原，“代表着近代中国之新兴精神，与大海相吞吐，与世界相呼吸，工商制造，往来贸迁，这里象征着新中国之动荡”，新中国应当将珠江地区塑造成为一个海洋文明的经济和文化区域。
这两大横线区域的背后，是“泱茫旷荡的大陆。这一个大陆，正为中国人的命脉和生根”。而西安正是这个大陆的正中心，亦可以被视作“半环地带”的圆心，因此西安天然能够统合各个蕴含着不同发展前景和精神气质的诸地域，得以尽显人文建国的平衡凝结。
因此新中国的第二线是西安—北平线，构成中国的政治中心线，这一线要彰显出一种逆势进取和坚毅笃厚的汉唐精神，培养新一代的国家精英，填补一百年来中部区域的塌陷，同时充分利用国家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将人力物力逆向输送至第一线蒙古—新疆—西藏的内陆环线。
从载于《尚书》的盘庚迁殷到晚清康有为、章太炎等名家的迁都策论，定都及围绕该问题的政治思考尽管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但却始终浮现于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演进的脉络之中。钱穆的首都论承继了传统对都城乃至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思考与理论总结，力图在古今中西之间创设出一种新的文明想象。
钱穆于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