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国家沦陷。
钱穆认为，整个中国即是一个政治身体，“国家形势，譬之人身，倘以中国为一大人，西汉则头脑在关中，洛阳其胸部”。因此，西汉隋唐政治身体的头部直接面对苦寒贫瘠的自然条件和北方外敌的军事威胁，“头脑豁露在外，时时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个国家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危机感之中，由此激发了一个民族的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种奋斗竞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迁，封闭自足。钱穆认为，首都的选择应当从整个文明的精神气质上考量，弥合调剂中国文化气质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资源和人力绝不足以供给一个首都的规模需求，因此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把全国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补充到首都来，籍此来保障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此种逆势的动进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钱穆看来西汉隋唐的政治首脑“常带一种复杂的动进性于不自知觉之中。而此种复杂的动进性，实与农业文化之安定纯一相得益彰”。
钱穆将上述国家首都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扩展到对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钱穆认为，西欧文明的中心始于希腊，继之以罗马，近代以后经西、葡、荷、法而到英国，然后再次转向大陆，又德国到苏联。总体而言，文明中心的历史演变遵循了“由平趋高，由暖趋凉，由小地面到旷大处”的规律。
钱穆认为，西欧文明中心的地理变迁规律使得欧洲民族得以不断保持一种“精力弥满，不断有奋进迈上之概”。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将这一西方文明迭代继起的演变过程，大体总结为陆权最终对海权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而钱穆则以地形高低作为文明中心变迁的内在机理。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的历史转动趋向却刚好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规模是顺势向下的，缺乏一种逆势进取的文化精神。
事实上，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偏枯”现象正是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形态相互对立的区域往往是大乱将至的前兆。因此，钱穆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内部去寻找，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领导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力量，回向中国广大的高寒内陆地区。
如果把视野拉回到钱穆所生活经历的历史世界之中，我们就更能体会钱穆从国家民族精神层面推崇西安为新中国国都的用心了。一方面，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十年时间，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钱穆看来，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策和机构已然处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侵蚀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来的中国想要摆脱官僚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力量所内含的奢荣萎靡的精神气质，就应该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若据经济情形，则政治首都不必与经济中心重规叠矩……若求以艰苦卓绝建新国，若求超拔于官僚资本贪污恶浊空气之氛围，则毋宁以政治首都远离商业城市”。
另一方面，中国尚处在外敌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恰恰就需要在这种极端的刺激之中促使这个古老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新精力，将是“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始”。
在西安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中国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政治家，军人到思想家都应该在此接受洗礼，体悟中国民族精神中坚毅强韧笃厚伟大的一面，常保此种救国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为实现新中国文明复兴的“活的长城”。
▍兼具海陆的大陆农国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夫新中国之建设，将为内陆开发乎？抑为海洋飞跃乎……此诚国家百年大计，所当先决，国策则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选择将不烦言而定。”钱穆在《论首都》的结尾敏锐地指出，首都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战后新中国的海陆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钱穆的主张是典型的“陆地中国”观念。钱穆对陆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国防因素的支撑，即前文所述对北部军事威胁的积极防御，同时钱穆亦有对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们不难发现，钱穆并没有把新中国单纯定位于一个陆上或海上国家，而是提出“大陆农国”这一概念，凝练地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文明道路选择的设想和期望。
钱穆在其年发表的《农业与国防刍议》一文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一大陆农国也”。由于此文发表于抗战时期，往往被认为是一篇针对国防建设问题的应时之作。其实早在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钱穆就把“大陆农国”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到了年代末和年代初，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与《文化学大义》当中，以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系统阐明了“大陆农国”理念背后的文明意义和价值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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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认为，整个中国即是一个政治身体，“国家形势，譬之人身，倘以中国为一大人，西汉则头脑在关中，洛阳其胸部”。因此，西汉隋唐政治身体的头部直接面对苦寒贫瘠的自然条件和北方外敌的军事威胁，“头脑豁露在外，时时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个国家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危机感之中，由此激发了一个民族的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种奋斗竞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迁，封闭自足。钱穆认为，首都的选择应当从整个文明的精神气质上考量，弥合调剂中国文化气质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资源和人力绝不足以供给一个首都的规模需求，因此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把全国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补充到首都来，籍此来保障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此种逆势的动进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钱穆看来西汉隋唐的政治首脑“常带一种复杂的动进性于不自知觉之中。而此种复杂的动进性，实与农业文化之安定纯一相得益彰”。
钱穆将上述国家首都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扩展到对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钱穆认为，西欧文明的中心始于希腊，继之以罗马，近代以后经西、葡、荷、法而到英国，然后再次转向大陆，又德国到苏联。总体而言，文明中心的历史演变遵循了“由平趋高，由暖趋凉，由小地面到旷大处”的规律。
钱穆认为，西欧文明中心的地理变迁规律使得欧洲民族得以不断保持一种“精力弥满，不断有奋进迈上之概”。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将这一西方文明迭代继起的演变过程，大体总结为陆权最终对海权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而钱穆则以地形高低作为文明中心变迁的内在机理。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的历史转动趋向却刚好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规模是顺势向下的，缺乏一种逆势进取的文化精神。
事实上，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偏枯”现象正是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形态相互对立的区域往往是大乱将至的前兆。因此，钱穆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内部去寻找，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领导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力量，回向中国广大的高寒内陆地区。
如果把视野拉回到钱穆所生活经历的历史世界之中，我们就更能体会钱穆从国家民族精神层面推崇西安为新中国国都的用心了。一方面，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十年时间，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钱穆看来，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策和机构已然处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侵蚀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来的中国想要摆脱官僚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力量所内含的奢荣萎靡的精神气质，就应该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若据经济情形，则政治首都不必与经济中心重规叠矩……若求以艰苦卓绝建新国，若求超拔于官僚资本贪污恶浊空气之氛围，则毋宁以政治首都远离商业城市”。
另一方面，中国尚处在外敌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恰恰就需要在这种极端的刺激之中促使这个古老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新精力，将是“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始”。
在西安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中国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政治家，军人到思想家都应该在此接受洗礼，体悟中国民族精神中坚毅强韧笃厚伟大的一面，常保此种救国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为实现新中国文明复兴的“活的长城”。
▍兼具海陆的大陆农国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夫新中国之建设，将为内陆开发乎？抑为海洋飞跃乎……此诚国家百年大计，所当先决，国策则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选择将不烦言而定。”钱穆在《论首都》的结尾敏锐地指出，首都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战后新中国的海陆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钱穆的主张是典型的“陆地中国”观念。钱穆对陆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国防因素的支撑，即前文所述对北部军事威胁的积极防御，同时钱穆亦有对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们不难发现，钱穆并没有把新中国单纯定位于一个陆上或海上国家，而是提出“大陆农国”这一概念，凝练地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文明道路选择的设想和期望。
钱穆在其年发表的《农业与国防刍议》一文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一大陆农国也”。由于此文发表于抗战时期，往往被认为是一篇针对国防建设问题的应时之作。其实早在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钱穆就把“大陆农国”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到了年代末和年代初，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与《文化学大义》当中，以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系统阐明了“大陆农国”理念背后的文明意义和价值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