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34年的1月中旬，司徒先生的归国之旅也即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周文这段时间一直充当司徒先生的贴身警卫的角色，两人相处融洽，已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不知是因为司徒先生到了国内后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护卫，还是日本人自己觉得司徒先生将捐款交给国府后再无下手的必要，司徒先生在国内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倒也平平静静，没有受到日本人的骚扰，但周文依然尽心尽职，不敢有丝毫松懈。
其实司徒先生到了国内后，以佣兵团和侍从室军稽处的实力，又是在华夏自己的国土上，周文完全没必要亲自贴身护卫，自己大可以将警卫工作交给赵晓金或是张晓平。有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在场，即使小日本想搞什么阴谋，他们也能护得住司徒先生的安全。
但周文却是放下佣兵团的各项生意和工作，不但是自己亲自出马，而且赵晓金和张晓平两大高手也随时在侧，就因为他要做到万无一失。
先不谈周文对司徒先生这位爱国老人的敬重和钦佩，就是这一个多月来，两人交流和商定的那些事情，让周文于公于私都不容许司徒先生出一丁点意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文要借这个机会跟司徒先生建立紧密的合作和结下深厚的友谊。
这还不仅仅是购买航空俱乐部和步话机这些事情，周文还有些私事需要司徒先生的帮助。
所谓私事，其实就是周文对自己家人的安排和考虑。
抗战一旦爆发，周文不知道经过自己这个蝴蝶翅膀的扇动，历史还会不会按照原有的轨迹发展。
原来的他人小势微，自然难以对历史的走向造成什么影响。
但现在已经不同。首先是经过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他和他的佣兵团已经在国内声名鹊起，更是在民国高层有了一定的影响，不再是别人眼中的小角色。
而且他相信，随着他在上海以及山西的一系列布局的逐渐展开，佣兵团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影响力也就会越来越大。再加上他现在跟校长的关系逐渐改善，起码有了能够随时请见并提出自己建议的机会。
这就让他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有了一些话语权，哪怕这种话语权是微乎其微的，但也有可能对抗战的进程造成一定影响。
就比如说，他之前跟校长建议的上海和南京在战争爆发后的战役构想和战术思路，校长已经召集了陈上将和张长官等几个心腹进行了秘密的讨论和推演，结果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起码说明自己当初的建议已经在校长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但现在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方面如果真的做出某种改变，小日本难道就不会改变吗？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打得日不落国和米国哭爹叫娘一溃千里的小日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仅仅是官兵素质强，而且战术指挥也及其高明。在战场局势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调整部署。
战术上的调整周文不怕，他怕的是小日本做战略上的调整。
一旦小日本做出战略上的改变，就会导致原有的历史轨迹发生改变。比如日军的攻击重点不再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是突然转到山西和陕西方向，越过秦岭高原向四川攻击，先不说这种攻击战略能不能成功，但是山西和陕西的沦陷却是有很大可能的。
那样的话，佣兵团就将陷入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虽说不至于就会被日军消灭，但战斗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生存环境也会变得非常严酷。
周文和兄弟们自然不会退怯，大不了就跟小鬼子打游击战好了，即使战死沙场也是无怨无悔。但是家人们可没必要跟着部队受累。
周文之前就有打算，自己的父亲和即将成婚的妻子，还有兄弟们的亲属，最好是乘着战争前就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和国家去。
那在二战中最安全的国家就莫过于米国了。
以前他是寄希望于老亨利一家，但还是觉得不怎么保险。毕竟老亨利和小亨利都是属于米国社会的中下阶层，即使不缺钱，但其它方面的能力有限。
现在如果能够得到司徒先生的帮助，以司徒先生和安良堂在米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自己和兄弟们的家人去了米国就多了一个保障。周文倒是不需要家人们在米国如何奋斗发展，只求他们能够平安生活就行。
这天已经是1934年1月15日，在参加了国府为司徒先生举行的送别晚宴后，周文、赵晓金、张晓平和体净以及军稽处的一干警卫护卫着司徒先生回到了位于中央军校深处的临时驻地。
为了安全起见，司徒先生归国期间都没有住什么宾馆饭店。在上海时是下榻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杨司令的一处别馆中。而在南京时，校长专门腾出一栋位于中央军校内，专供外国高级军事专家居住的洋楼作为司徒先生及随从的下榻之所。
当然，现在司徒先生真正的随从司徒海、司徒江和雷豹三个都还在上海卢家桥基地苦苦训练。而周文他们几个就成了跟司徒先生形影不离的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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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这段时间一直充当司徒先生的贴身警卫的角色，两人相处融洽，已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不知是因为司徒先生到了国内后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护卫，还是日本人自己觉得司徒先生将捐款交给国府后再无下手的必要，司徒先生在国内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倒也平平静静，没有受到日本人的骚扰，但周文依然尽心尽职，不敢有丝毫松懈。
其实司徒先生到了国内后，以佣兵团和侍从室军稽处的实力，又是在华夏自己的国土上，周文完全没必要亲自贴身护卫，自己大可以将警卫工作交给赵晓金或是张晓平。有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在场，即使小日本想搞什么阴谋，他们也能护得住司徒先生的安全。
但周文却是放下佣兵团的各项生意和工作，不但是自己亲自出马，而且赵晓金和张晓平两大高手也随时在侧，就因为他要做到万无一失。
先不谈周文对司徒先生这位爱国老人的敬重和钦佩，就是这一个多月来，两人交流和商定的那些事情，让周文于公于私都不容许司徒先生出一丁点意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文要借这个机会跟司徒先生建立紧密的合作和结下深厚的友谊。
这还不仅仅是购买航空俱乐部和步话机这些事情，周文还有些私事需要司徒先生的帮助。
所谓私事，其实就是周文对自己家人的安排和考虑。
抗战一旦爆发，周文不知道经过自己这个蝴蝶翅膀的扇动，历史还会不会按照原有的轨迹发展。
原来的他人小势微，自然难以对历史的走向造成什么影响。
但现在已经不同。首先是经过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他和他的佣兵团已经在国内声名鹊起，更是在民国高层有了一定的影响，不再是别人眼中的小角色。
而且他相信，随着他在上海以及山西的一系列布局的逐渐展开，佣兵团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影响力也就会越来越大。再加上他现在跟校长的关系逐渐改善，起码有了能够随时请见并提出自己建议的机会。
这就让他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有了一些话语权，哪怕这种话语权是微乎其微的，但也有可能对抗战的进程造成一定影响。
就比如说，他之前跟校长建议的上海和南京在战争爆发后的战役构想和战术思路，校长已经召集了陈上将和张长官等几个心腹进行了秘密的讨论和推演，结果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起码说明自己当初的建议已经在校长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但现在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方面如果真的做出某种改变，小日本难道就不会改变吗？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打得日不落国和米国哭爹叫娘一溃千里的小日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仅仅是官兵素质强，而且战术指挥也及其高明。在战场局势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调整部署。
战术上的调整周文不怕，他怕的是小日本做战略上的调整。
一旦小日本做出战略上的改变，就会导致原有的历史轨迹发生改变。比如日军的攻击重点不再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是突然转到山西和陕西方向，越过秦岭高原向四川攻击，先不说这种攻击战略能不能成功，但是山西和陕西的沦陷却是有很大可能的。
那样的话，佣兵团就将陷入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虽说不至于就会被日军消灭，但战斗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生存环境也会变得非常严酷。
周文和兄弟们自然不会退怯，大不了就跟小鬼子打游击战好了，即使战死沙场也是无怨无悔。但是家人们可没必要跟着部队受累。
周文之前就有打算，自己的父亲和即将成婚的妻子，还有兄弟们的亲属，最好是乘着战争前就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和国家去。
那在二战中最安全的国家就莫过于米国了。
以前他是寄希望于老亨利一家，但还是觉得不怎么保险。毕竟老亨利和小亨利都是属于米国社会的中下阶层，即使不缺钱，但其它方面的能力有限。
现在如果能够得到司徒先生的帮助，以司徒先生和安良堂在米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自己和兄弟们的家人去了米国就多了一个保障。周文倒是不需要家人们在米国如何奋斗发展，只求他们能够平安生活就行。
这天已经是1934年1月15日，在参加了国府为司徒先生举行的送别晚宴后，周文、赵晓金、张晓平和体净以及军稽处的一干警卫护卫着司徒先生回到了位于中央军校深处的临时驻地。
为了安全起见，司徒先生归国期间都没有住什么宾馆饭店。在上海时是下榻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杨司令的一处别馆中。而在南京时，校长专门腾出一栋位于中央军校内，专供外国高级军事专家居住的洋楼作为司徒先生及随从的下榻之所。
当然，现在司徒先生真正的随从司徒海、司徒江和雷豹三个都还在上海卢家桥基地苦苦训练。而周文他们几个就成了跟司徒先生形影不离的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