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商贾们的心理了解很透，因为他是穿越者的思维，知道在封建时代，皇权至上，你没有什么安全可谈。
或者说，在心理上没有安全，总是担心因富而生罪，因财而招祸。
有鉴于此，皇帝对于商贾是比较宽容。至少，相对于官员来讲，皇帝已经算得上心慈手软了。
薅羊毛嘛，羊多了才好薅，可着一只来，薅秃了又有多少，还把别的羊给咱跑了。
只要奉公守法，商贾们赚钱多了，商税也增加，对于国家、朝廷，甚至是民众都有利。
特别是“回报社会”的倡议，皇家是作出了榜样，商贾及社会各阶层对此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
为富不仁，是皇帝所厌恶的。而在大明的社会，也在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
传统的士绅阶层，正在被新兴的商贾和地主所取代，标志则是皇家颁赐的匾额。
而对士绅的优待，也正在逐渐取消，换成了退役官兵。除此之外，哪怕是退仕的官员，也没有免赋税的特权。
朝廷已经实施了退休金制度，官员退仕也生活无忧，赋税上的优免也就不必再享受。
总之，大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在按照皇帝的设想在改变。有的疾风暴雨，有的潜移默化。
除了年前的褒奖孟家后人，赐十字续辈，以及三千万战争债券的预发行，好象就没有什么大事件了。
于是，在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印象中，春节就在这波澜不惊的气氛中，相当平静地过去了。
新的一年，新的展望，新的憧憬，在各人的心中，都为自己的生活计划着，忙碌着。
而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依然在正常运转着，内阁换上了相对年轻的面孔。
孙元化、毕自严、陶朗先顶替了袁可立、徐光启、孙承宗，人事变动并没有引起政事的混乱，实在是朝堂的秩序和规矩已定，换谁其实也影响不大。
兵部尚书熊廷弼加太子太保，算是对大明军队战争胜利的褒奖。
而兵部也开始了机构改革，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总部，三大机构的框架搭设起来，人员的缺口只能慢慢填补。
大明帝国的军队不仅要在装备、战术上向近代化迈进，整个军事组织的机构也要跟上。
别人都以为皇帝是独出心裁，只有皇帝知道自己是依葫芦画瓢。
本来熊廷弼也是能进内阁作个次辅的，可暂时还没人接手他的工作。
孙传庭在西北准备发动收复前套的作战；沈有容专注于海军，有年纪太大；毛文龙嘛，好象还不太够格……
能征惯战的武将不少，可能达到高层次的不多。且还比较年轻，打仗没问题，运筹帷幄、老谋深算还差了些。
熊廷弼虽然脾气臭，现在也改了不少，可皇帝并不在意。又没指着他鼻子骂，骂别人关他什么事，他只在乎熊廷弼的能力。
象朕这样心胸宽广，又仁慈慷慨的皇帝，历史上也不多见哪！
就在皇帝在乾清宫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夸赞的时候，万里外的南海上，一支舰队正向大明帝国驶来。
威德尔站在甲板上，用望远镜瞭望着辽阔的海面，幻想着第一次与东方大国的直接贸易。
在远东，荷兰人与葡萄牙人都在贸易中赚了大钱，还有西班牙人。大明帝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货，在欧洲极为畅销，利润也是惊人。
英国佬眼红了，英王查理一世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六艘武装商船的船队，起航开向中国。
其实，这不是英国佬与明朝的第一次接触。之前，已有一条英国商船抵达了中国口岸。
不过那条英国商船十分倒霉，在葡萄牙人的拼命诋毁下，被明朝官员勒索了不少钱，运回的货物也不多。
为了继续开拓对华贸易，一些英国商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葛廷联合会。
这个由商人组成的联合体，千方百计游说英王查理一世给予了他们对华贸易的特权。查理一世慷然应允，特地往葛廷联合会参股了一万英磅。
威德尔率领的船队先到了印度，受到了阿三哥的接待。短暂补给后，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南海。
对于大明帝国的近况，威德尔是不甚了了的。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数年前，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享有与大明贸易的特权。
与荷兰人差不多，威德尔认为通过葡萄牙人，就能与明朝进行贸易。或者，直接与大明官方接洽。
“长官——”桅杆上瞭望的水手大声提醒，“前方出现船只，不象是商船。”
威德尔赶忙转移望远镜，却看得不是很清楚。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水手又报来了详细的情况，“十艘舰船，全是战舰。天哪，不会是海盗吧？”
威德尔吓了一跳，赶忙下令，各船作好战斗准备。武装商船对战舰，数量上也占优，威德尔也觉得信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