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早前收复了秦州三郡，回到谷阴的当时，莘迩遣人给江左朝中奉了一道上书，同时给人在荆州的桓蒙也顺道去了封书信。
这一道上书与这一封书信，说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建议可以趁贺浑邪叛魏、蒲茂攻袭洛阳的机会，江左与定西联手进兵，分道攻伐，以取关中、中原。
江左至今没有给定西答复，而桓蒙的此道来信，回复的即是莘迩的上封去信。
在信中，桓蒙如实讲述了他已请求朝中允他出兵，而朝中却把出兵的重任交付给了殷荡，不许他渡江北上这件事，并在信末，写与莘迩道：“彦叔不幸病故，我今如丧肝胆，悲痛欲绝，亦无能北伐矣。彦叔於病故前，盛赞征虏，言称来日洗涤腥膻者，非征虏不可。方下朝中已令殷扬州秣兵历马，或不日即将伐伪魏，征虏如欲规复关中，可候扬州兵动。”
新的三省六部制里边，羊髦、黄荣、傅乔等各有重任，唐艾作为莘迩现下最赖重的谋士，限於他的资历，虽是没有能出任“三省”、“六部”的长吏，但也获任了一个不低的官职，乃是兵部之兵部司的主事，官称唤为“郎中”。兵部的四个司里边，兵部司的职权最大，定西整个国内的武官评品、选授及兵马名帐、调遣之政令等等，包括武举，都归其管。
可以说，单就军事的具体行政管理这一块儿言之，唐艾手中的权力是仅次於兵部尚书张僧诚。
新官上任，春风得意。
时当初夏，唐艾穿着与夏季方色对应的红色官袍，未有戴冠，头裹黑帻，腰悬佩剑，足穿虎头履，手中惯例持着一柄羽扇，却是文秀风流之中，透出一股飒爽英气。
接住莘迩递过来的桓蒙回信，唐艾飞快地把之看完，还信到案上，摇了摇扇子，说道：“惜哉！袁羊竟亡！”举目堂外，朝江左、荆州所在的东南方瞧了瞧，说道，“明公昔从成都还回，与艾小述桓荆州帐下的文武风采，对此袁羊，尤加赞赏。艾本还想着，来日与江左共伐中原之时，或能得与袁羊相见，领略一下他文武兼备的风姿，却不意此愿看来是不能得以实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神交”一说，唐艾与袁子乔，固是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神交，但唐艾对袁子乔确实是挺感兴趣。
一则，两人都是智谋之士，不免惺惺相惜。
二来，两人的出身相近，——袁子乔出自陈郡袁氏，其家虽亦簪缨世家，然在江左称不上势族，这从袁子乔当年入仕，是以“佐著作郎”为起点即可看出，佐著作郎此职，尽管也是“清官”，但比之秘书郎等却低了一两等，真正的阀族子弟是不可能接受此授任的，袁子乔后来到桓蒙的幕府担任掾吏，其中的一个缘由，也正是因其家声不够高，他难以在江左朝中获得顺畅的仕途上进，“拒绝朝廷所给的寻常任官，选择有势力的府主，直接任其有实职的掾属，然后借府主之力，从而获得美官”，这本就是二三流士族家中子弟的一个常见取舍。也就是说，袁乔的出身与唐艾其是实差不了多少的，两人的家族在当地都只算是次等或更低的士族。
只是遗憾，两人尚未有机会得以相见，袁子乔就英年早逝了。
莘迩闻唐艾惋惜之言，观其秀雅之面，回想那时在成都所见到的袁子乔之模样，不知怎的，忽有“一时瑜亮”之感生起，心道：“若以诸葛亮、周瑜比以千里、袁羊，倒是贴切。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千里正若诸葛孔明；志向殊远，才略超群而天不假年，袁羊恰如周公瑾。”
莘迩也很为袁子乔的病故感到可惜。
不禁从袁子乔的英年而逝，又想到了中流矢阵亡的麴球。
虽是麴球亡故已有一两个月了，在莘迩回到王都后，也已早把他下葬了，但只要一想到麴球，克制不住的伤痛就如潮水奔涌而上。莘迩心道：“我失亦臂助，桓荆州如今亦失一臂助矣！”对桓蒙信中所言之“悲痛欲绝，亦无能北伐矣”，深能感触，为了不使自己再度失态，他赶忙把思绪转开，说道，“江左不许桓荆州北伐，这倒是与咱们预料的不差。殷荡此人，之前无闻他有知兵善战之名，千里，今江左诏令他领兵伐魏，你以为他胜负何如？”
唐艾说道：“江左的兵马、甲械，半在荆州，论以精卒，更是以荆州兵为冠，扬州虽亦招徕流民，州中有以淮泗健儿为底组成的部队，也号为精锐敢战，然其兵、其将，一向不得江左朝廷的信任，补给既缺，奖酬亦少，士气素来不高，乃至有与江左二心者，观彼之前与贺浑邪部的战绩，却是胜少败多；如明公所言，殷扬州又无知兵之名，以此清谈之士，率此涣散之旅，以艾料之，殷荡此回伐魏，必然无功，甚至可能会大败而归。”
既是为了抗衡上流的荆州，也是为了保卫扬州的边界，抵抗贺浑邪、魏兵的侵略，扬州州内和荆州州内一样，也有一支以流民为基础，编组而成的部队。
荆州在建康的西边，扬州在建康的北边，如果把桓蒙督府帐下的荆州兵称为“西府兵”的话，扬州的这支便可称之为“北府兵”。
但与西府兵不同，与莘迩前世所闻的那支“北府兵”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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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上书与这一封书信，说的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建议可以趁贺浑邪叛魏、蒲茂攻袭洛阳的机会，江左与定西联手进兵，分道攻伐，以取关中、中原。
江左至今没有给定西答复，而桓蒙的此道来信，回复的即是莘迩的上封去信。
在信中，桓蒙如实讲述了他已请求朝中允他出兵，而朝中却把出兵的重任交付给了殷荡，不许他渡江北上这件事，并在信末，写与莘迩道：“彦叔不幸病故，我今如丧肝胆，悲痛欲绝，亦无能北伐矣。彦叔於病故前，盛赞征虏，言称来日洗涤腥膻者，非征虏不可。方下朝中已令殷扬州秣兵历马，或不日即将伐伪魏，征虏如欲规复关中，可候扬州兵动。”
新的三省六部制里边，羊髦、黄荣、傅乔等各有重任，唐艾作为莘迩现下最赖重的谋士，限於他的资历，虽是没有能出任“三省”、“六部”的长吏，但也获任了一个不低的官职，乃是兵部之兵部司的主事，官称唤为“郎中”。兵部的四个司里边，兵部司的职权最大，定西整个国内的武官评品、选授及兵马名帐、调遣之政令等等，包括武举，都归其管。
可以说，单就军事的具体行政管理这一块儿言之，唐艾手中的权力是仅次於兵部尚书张僧诚。
新官上任，春风得意。
时当初夏，唐艾穿着与夏季方色对应的红色官袍，未有戴冠，头裹黑帻，腰悬佩剑，足穿虎头履，手中惯例持着一柄羽扇，却是文秀风流之中，透出一股飒爽英气。
接住莘迩递过来的桓蒙回信，唐艾飞快地把之看完，还信到案上，摇了摇扇子，说道：“惜哉！袁羊竟亡！”举目堂外，朝江左、荆州所在的东南方瞧了瞧，说道，“明公昔从成都还回，与艾小述桓荆州帐下的文武风采，对此袁羊，尤加赞赏。艾本还想着，来日与江左共伐中原之时，或能得与袁羊相见，领略一下他文武兼备的风姿，却不意此愿看来是不能得以实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神交”一说，唐艾与袁子乔，固是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神交，但唐艾对袁子乔确实是挺感兴趣。
一则，两人都是智谋之士，不免惺惺相惜。
二来，两人的出身相近，——袁子乔出自陈郡袁氏，其家虽亦簪缨世家，然在江左称不上势族，这从袁子乔当年入仕，是以“佐著作郎”为起点即可看出，佐著作郎此职，尽管也是“清官”，但比之秘书郎等却低了一两等，真正的阀族子弟是不可能接受此授任的，袁子乔后来到桓蒙的幕府担任掾吏，其中的一个缘由，也正是因其家声不够高，他难以在江左朝中获得顺畅的仕途上进，“拒绝朝廷所给的寻常任官，选择有势力的府主，直接任其有实职的掾属，然后借府主之力，从而获得美官”，这本就是二三流士族家中子弟的一个常见取舍。也就是说，袁乔的出身与唐艾其是实差不了多少的，两人的家族在当地都只算是次等或更低的士族。
只是遗憾，两人尚未有机会得以相见，袁子乔就英年早逝了。
莘迩闻唐艾惋惜之言，观其秀雅之面，回想那时在成都所见到的袁子乔之模样，不知怎的，忽有“一时瑜亮”之感生起，心道：“若以诸葛亮、周瑜比以千里、袁羊，倒是贴切。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千里正若诸葛孔明；志向殊远，才略超群而天不假年，袁羊恰如周公瑾。”
莘迩也很为袁子乔的病故感到可惜。
不禁从袁子乔的英年而逝，又想到了中流矢阵亡的麴球。
虽是麴球亡故已有一两个月了，在莘迩回到王都后，也已早把他下葬了，但只要一想到麴球，克制不住的伤痛就如潮水奔涌而上。莘迩心道：“我失亦臂助，桓荆州如今亦失一臂助矣！”对桓蒙信中所言之“悲痛欲绝，亦无能北伐矣”，深能感触，为了不使自己再度失态，他赶忙把思绪转开，说道，“江左不许桓荆州北伐，这倒是与咱们预料的不差。殷荡此人，之前无闻他有知兵善战之名，千里，今江左诏令他领兵伐魏，你以为他胜负何如？”
唐艾说道：“江左的兵马、甲械，半在荆州，论以精卒，更是以荆州兵为冠，扬州虽亦招徕流民，州中有以淮泗健儿为底组成的部队，也号为精锐敢战，然其兵、其将，一向不得江左朝廷的信任，补给既缺，奖酬亦少，士气素来不高，乃至有与江左二心者，观彼之前与贺浑邪部的战绩，却是胜少败多；如明公所言，殷扬州又无知兵之名，以此清谈之士，率此涣散之旅，以艾料之，殷荡此回伐魏，必然无功，甚至可能会大败而归。”
既是为了抗衡上流的荆州，也是为了保卫扬州的边界，抵抗贺浑邪、魏兵的侵略，扬州州内和荆州州内一样，也有一支以流民为基础，编组而成的部队。
荆州在建康的西边，扬州在建康的北边，如果把桓蒙督府帐下的荆州兵称为“西府兵”的话，扬州的这支便可称之为“北府兵”。
但与西府兵不同，与莘迩前世所闻的那支“北府兵”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