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
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
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
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
“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五经》，加强
“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
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
“孝”的尊崇吗？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
“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
“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
“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
“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
“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
“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
“善”。据
“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
“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
“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
“改正朔，易服色”的
“有为”，又有道家的
“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
“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
“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
“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
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
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
（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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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
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
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
“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五经》，加强
“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
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
“孝”的尊崇吗？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
“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
“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
“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
“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
“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
“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
“善”。据
“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
“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
“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
“改正朔，易服色”的
“有为”，又有道家的
“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
“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
“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
“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
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
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
（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