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的结果，胡思义确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光有据可查的数目就就达五百多万。其中三百多万说不清去向，任检察官怎么追问，他都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个人化掉的。
检察院去查抄他的家，只抄到一百多万。问他还有两百多万在哪里？他说化掉了。化在什么地方？他说来说去前后矛盾，最后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检察官最后又想到了薛红星这个顶头上司。把他叫去谈话，让他说清与胡思义的关系。他身正不怕影子歪，理直气壮地说：“我跟他只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没有特殊交往。”
检察官没有什么证据，谈了一次话就罢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检察官又将他找去。
掌握了什么证据一样，态度强硬地追问：“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胡思义有没有到你家里去过？”
薛红星一愣，说：“他总共到我家去过两次。但在实验小学建设期间，他来过一次。”
“干什么？”
“给我送一套高档西装。”
“还有呢？”
“没有了。”
“就一次吗？”
“就一次。”
“不对，他不只去过你家一次。”检察官提醒他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薛红星吃了一惊，知道内部又有人捣了鬼。在实验小学建设期间，胡思义是到过他家两次。另一次是来给他送钱的，二十万元，可他没要，还严厉批评了他：“你要死了，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胡思义惊慌地说：“杨老板给的回扣，我一个人不敢拿，我想，还是大家都分一点好。”
薛红星警告他说：“你不要昏了头，赶快还回去，不要把我们都害了。”
胡思义不肯拿回去：
“杨老板中了这个标，一下子能赚上千万，不在乎这区区几十万，不要白不要。只要我不说，就……”
薛红星脸一拉说：“你想让我进监牢，就把钱放这儿。要是让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就拿回去。”
胡思义这才难堪地将钱拿了回去。薛红星本不想将这事说出来，怕说了对胡思义不好，也怕引起检察官更大的怀疑。他们知道了，就不得不说了。
一说，检察官真的更加怀疑他了，没完没了的讯问他，调查他。把他搞得比上次的影响还坏。市里到处议论纷纷，谣言四起，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
但任他们怎么查，最后还是没有查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只好又不了了之。几个月后，胡思义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实验小学的廉政风波才算暂时平息了下来。其它人一个也没有查出来，胡思义默默地承担了一切！
薛红星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但他尽管知道自己没有经济问题，心里却总是不踏实，怕被陷进说不清道不明的泥沼而无力自拔。最让他隐隐担心的是，这事其实还没完。
在实验小学建设期间，胡思义与朱文亮和郝书记交往密切，许多事情都是越过他直接向朱文亮和郝书记请示的。这中间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有，朱文亮和郝书记就要设法找替罪羊，就要千方百计嫁祸于人，搬掉所有可能影响他政治前途的绊脚石。而他是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和最直接的见证人，就会首当其冲。
原来朱文亮让他具体管这件事，他躲在背后不出场，真的还是让他当替罪羊。其实，这很可能就是他要把薛红星整倒的一个计谋和手段：借他人之手，把他整下去。他当时想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坚持不去，而再次当了出头鸟。现在不仅周市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他，郝书记也对他怀着防范和戒备心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朱文亮更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在局党组会议上借批判胡思义的名义，含沙射影地批评他，然后在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件事，再次把他推到了冤屈台上。
薛红星正准备采取对策，跟他进行交涉，却已经来不及了。这天上午，他上班不久，就突然有三个穿便衣的人，神秘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人他认识，是市检察院检察一科的施科长。
他抬头见他们走进来，心头就不禁一紧。他赶紧站起来请坐，递烟，给他们泡茶。然后重新坐回椅子上，有些紧张地等待他们开口。他的脑子里则迅速翻腾起来：出了什么事？他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来调查下面什么人？
嗯，肯定又是下面哪个校长或者负责基建的人出事了。这两年，教育系统已经倒了十多名干部了，你作为基建方面的负责人，确实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检察员刚要开口说话，薛红星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就拿出来接听，是下面一个学校负责基建的副校长打来请示问题的。他接完电话，还没放下，基建处副处长刘桂花走进来，站在他面前，要请示什么事情。
施科长见他忙个没完，就开口说：“薛局长，你安排一下手头工作，跟我们走一趟。”
薛红星一惊：“叫我去？”
施科长点点头：“对，我们有事找你。”口气有些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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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去查抄他的家，只抄到一百多万。问他还有两百多万在哪里？他说化掉了。化在什么地方？他说来说去前后矛盾，最后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检察官最后又想到了薛红星这个顶头上司。把他叫去谈话，让他说清与胡思义的关系。他身正不怕影子歪，理直气壮地说：“我跟他只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没有特殊交往。”
检察官没有什么证据，谈了一次话就罢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检察官又将他找去。
掌握了什么证据一样，态度强硬地追问：“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胡思义有没有到你家里去过？”
薛红星一愣，说：“他总共到我家去过两次。但在实验小学建设期间，他来过一次。”
“干什么？”
“给我送一套高档西装。”
“还有呢？”
“没有了。”
“就一次吗？”
“就一次。”
“不对，他不只去过你家一次。”检察官提醒他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薛红星吃了一惊，知道内部又有人捣了鬼。在实验小学建设期间，胡思义是到过他家两次。另一次是来给他送钱的，二十万元，可他没要，还严厉批评了他：“你要死了，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胡思义惊慌地说：“杨老板给的回扣，我一个人不敢拿，我想，还是大家都分一点好。”
薛红星警告他说：“你不要昏了头，赶快还回去，不要把我们都害了。”
胡思义不肯拿回去：
“杨老板中了这个标，一下子能赚上千万，不在乎这区区几十万，不要白不要。只要我不说，就……”
薛红星脸一拉说：“你想让我进监牢，就把钱放这儿。要是让我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就拿回去。”
胡思义这才难堪地将钱拿了回去。薛红星本不想将这事说出来，怕说了对胡思义不好，也怕引起检察官更大的怀疑。他们知道了，就不得不说了。
一说，检察官真的更加怀疑他了，没完没了的讯问他，调查他。把他搞得比上次的影响还坏。市里到处议论纷纷，谣言四起，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
但任他们怎么查，最后还是没有查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只好又不了了之。几个月后，胡思义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实验小学的廉政风波才算暂时平息了下来。其它人一个也没有查出来，胡思义默默地承担了一切！
薛红星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但他尽管知道自己没有经济问题，心里却总是不踏实，怕被陷进说不清道不明的泥沼而无力自拔。最让他隐隐担心的是，这事其实还没完。
在实验小学建设期间，胡思义与朱文亮和郝书记交往密切，许多事情都是越过他直接向朱文亮和郝书记请示的。这中间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有，朱文亮和郝书记就要设法找替罪羊，就要千方百计嫁祸于人，搬掉所有可能影响他政治前途的绊脚石。而他是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和最直接的见证人，就会首当其冲。
原来朱文亮让他具体管这件事，他躲在背后不出场，真的还是让他当替罪羊。其实，这很可能就是他要把薛红星整倒的一个计谋和手段：借他人之手，把他整下去。他当时想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坚持不去，而再次当了出头鸟。现在不仅周市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他，郝书记也对他怀着防范和戒备心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朱文亮更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在局党组会议上借批判胡思义的名义，含沙射影地批评他，然后在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件事，再次把他推到了冤屈台上。
薛红星正准备采取对策，跟他进行交涉，却已经来不及了。这天上午，他上班不久，就突然有三个穿便衣的人，神秘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人他认识，是市检察院检察一科的施科长。
他抬头见他们走进来，心头就不禁一紧。他赶紧站起来请坐，递烟，给他们泡茶。然后重新坐回椅子上，有些紧张地等待他们开口。他的脑子里则迅速翻腾起来：出了什么事？他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来调查下面什么人？
嗯，肯定又是下面哪个校长或者负责基建的人出事了。这两年，教育系统已经倒了十多名干部了，你作为基建方面的负责人，确实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检察员刚要开口说话，薛红星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就拿出来接听，是下面一个学校负责基建的副校长打来请示问题的。他接完电话，还没放下，基建处副处长刘桂花走进来，站在他面前，要请示什么事情。
施科长见他忙个没完，就开口说：“薛局长，你安排一下手头工作，跟我们走一趟。”
薛红星一惊：“叫我去？”
施科长点点头：“对，我们有事找你。”口气有些强硬。